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 1955年10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由苏联专家主讲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1957年7月通过论文答辩毕业。自1952年起，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83年任教授。曾多次出国讲学、研究、参加学术会议，主要有：1986年3月至5月，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级访问学者访问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1987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1998年7月至12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等。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并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美国《世界史杂志》编委等。

刘家和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先秦秦汉史研究，对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作了长期的艰苦努力，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所主编《世界古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曾于1988年1月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曾作为《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二教授总主编）古代部分上册（世界上古史）主编，此书于1995年12月获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国家一等奖。着有《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主编有《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教育部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另外有与他人合作着译作多种。撰有学术论文数十篇。曾带硕士研究生8人，博士研究生20人，博士后3人，讲授博士生课程有：中国古典研读及考证方法、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实习等。主持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任首席专家。

从刘家和四岁时上私塾开始直到1952年辅仁大学毕业为止，该阶段可以认为是刘家和的历史研究比较意识的萌发阶段。

这个阶段刘家和最主要的兴趣是在中国史尤其是中国古史上。这一方面得益于刘家和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尤其是家乡六合邻近具有浓厚清学传统的扬州，因而“从小就受到清代学术，特别是扬州学派气氛的感染，这对于他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刘家和很早就对文科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具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此后在江南大学、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系统学习，奠定了刘家和在中国学问尤其是中国古史方面深厚学养的基础。

虽然以“中学”为主体，但由于一些特殊的经历和际遇，刘家和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对“西学”发生了兴趣，而后者正是激发刘家和的比较意识产生的前提。这当中包括如下经历。

(1)在美国贵格会办的小学就读期间，一方面开始在直接教学法的方式下学习英文(因为老师就是美国人)；另一方面开始接触《圣经》，并且产生了通过进一步学习了解西方文化的愿望。

(2)在江南大学史地系学习期间，虽然最爱读的是中国古书，不过兴趣却十分广泛，先生修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包括：中外两门通史、中外两门近代史、大一国文、英文、地理学、商周史、秦汉史、哲学概论、逻辑学、伦理学、中国文学史、古文字学、政治学、经济学、微积分等。从中既可以看出刘家和日后对“小学”和哲学的“业余”爱好的开端，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他对中西学问的学习都很重视。

(3)大学期间与几位名师的邂逅成为刘家和的比较思想起步阶段最重要的推动力。在中国学问方面，对先生影响最大的首推钱穆先生。从他那里，刘家和懂得了“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人手”，以至于这成了刘家和“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另外一位讲述文字学的冯振先生则帮助刘家和打下了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基础。在西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有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先生，唐先生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牟先生对逻辑学的讲解，既激发了刘家和“对哲学的终身兴趣”，同时也感到中外学问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思考习惯上的差异，从而“启发了比较思考的习惯”。

工作需要转到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阶段

这个阶段从1952年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一直延续到1979年末奉调到史学研究所为止，该阶段可以看作是刘家和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的形成阶段。这期间，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刘家和在1955到1957年被选派到教育部设在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代史青年教师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授课。

刘家和深感学习和研究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古代史，掌握多种古代和现代的外文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不懂外国古代文字，阅读史料就“不能从原文人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同时，只有精通现代的外文，才能直接吸纳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而站在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所以，这个阶段刘家和治学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对外文的学习。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除了俄文，刘家和的外语学习基本上是靠自学，加之世界史教学与科研的重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刘家和还是凭借较好的语言天赋、英文基础和顽强的毅力，先后学习并初步掌握了俄文、德文、法文等现代语言，还在拉丁文、希腊文和梵文等古代语言上打下了一定基础。不过，每次说起这些学习语言的经历，刘家和总会语重心长地当作“失败的教训”来总结，这其中既含有先生自谦的成分，同时也主要是让去体会学习外文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学好一门语言从而达到具有考证原文的能力之困难。

由于工作重心完全转到了世界史，所以刘家和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以世界古代史为主，在众多的古代文明中，刘家和先后选择了古代希腊和古代印度作为研究的重点。与80年代以后偏重于思想史的研究不同，这一时期刘家和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更加侧重于社会经济史，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论黑劳士制度》和《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古代印度土地关系》等文章。正是在这些文章中，刘家和开始了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初步尝试。

《论黑劳士制度》是刘家和在东北师大进修时撰写的结业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刘家和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条件下国内最新的英文和俄文的研究成果，对作为斯巴达社会核心特征的黑劳士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对斯巴达城邦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这篇奠定了刘家和世界古代史研究地位、被誉为“国内第一篇真正进入实证层次的世界上古史论文”，在这篇八万字的长文中，刘家和第一次“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另外两篇关于古代印度社会史的文章也表现出了极深的研究功力，刘家和直接从古印度原始的佛经文献出发，并阅读了大量西文的佛经译本和相关专着，对古代印度社会史当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与黑劳士制度的研究相似，刘家和也是带着一种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研究古印度的，在他心里“有一个不出台的做比较的参照系”，他是想“以首陀罗与希腊之黑劳士及中国古代社会里的某些人身不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以便把他们各自的特点认识得更为清楚一些”。

在这一阶段，刘家和虽然主要精力转移到世界古代史，但他从未间断中国史的学习。在学习外国文字“连遭败绩”之后，刘家和更加抓紧了中国古文字方面的努力，他说，“因为这是我在可望的将来(现在应该说是终身)能够直接用来研读原始古文献的惟一的语文了。”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越发感到，“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两张皮，互相扯着，而是相通的”，他甚至说，“我研究世界史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研究中国史的方法中移植过来的”。可以说，刘家和这一阶段的世界史研究不论是在点的选择上，还是在面的推进上，都在有意识地为下一个阶段全面展开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做准备。

重新回到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和全面展开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阶段

这个阶段从1979年奉调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始。这个时期是刘家和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日趋成熟的阶段。

刘家和的两部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这一阶段的成果。从表面上看，刘家和的学术重心又十分明显地回到了中国古史，同时，从早期的社会经济史转向了先秦两汉的思想文化史。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纯中国史”的，其中对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及两者的关系的研究又是重中之重。不过，与刘家和早年所做的“纯世界史”文章的情形相似，这些研究中国古史中的某个具体问题的文章也都“寓有比较研究的含义，文中也不时有一两句指出所资比较之所在”，所以，“都具有某种中外比较的背景”。

刘家和的这两次表面看来有些被动的研究方向的转移都被刘家和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正是这一“中国—世界”、“世界—中国”的两次战略“转进”为刘家和提供了一个融通中外的机会，使他在中外古史比较的思想和实践上走向成熟。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数量很少的直接进行或论及历史比较研究的文章中，成熟的代表作品是《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三篇文章。

在《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中，刘家和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对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中国、印度和希腊同时迎来的人类精神的觉醒，分人与天(神或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对人的本质的反省三个层次进行了全面的评析。文章气势恢弘，推理严密，层层递进，极富感染力，充分展示了刘家和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深厚功力。如果说《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是刘家和比较研究实践的集大成之作的话，那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世界历史》一文则是他在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和理论上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比较研究本身的历史、概念、功能、条件、类型、层次以及限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从而以哲学的高度说明了历史比较方法对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一文是刘家和近年来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和思考的一次总结，把中国的传统史学提高到一个“历史理性”的哲学高度，提出“历史理性”是与希腊的以实质主义为特征的“逻辑理性”不同的一种理性结构，后者认为真理只能从永恒、静止的存在中去把握，而前者则相反，认为真理只能从变化、运动的存在中去把握。这两种不同的理性结构的区分既深刻地说明了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西的比较极大地丰富了“理性”的内涵。这一高屋建瓴的认识标志着刘家和的历史比较研究又发展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刘家和在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撰写引论时，积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思考，谈论了关于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刘家和把学习与研究的关系看作学术活动的内在结构之一种，通过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理解研究的意义。他考察了中国传统典籍，对汉语“学习”和“研究”这两个词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广义地说，“学”字的意思里包括研究。狭义地说，“学”字有知道(被教会)、记住和仿效三层含义，这三层意思都反映着人的受教过程。“习”字则有反复地做的意思。概括起来，由“学”和“习”两字组成的“学习”一词，表示的就是由“学”而开始获得知识，在反复的“习”中达到切实的把握。

重在继承的学习，怎样才能过渡到重在创新的研究？或者说，从学习过渡到研究何以可能？这是刘家和发现并试图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家和认为，实现这个过渡的关键就在“温故而知新”。所谓温故，就是“学而时习之”。它可以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把所学知识牢固地记了下来，另一方面，在不断地复习中逐渐了解到所学知识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来的。或者说，温习的结果，既得到了具体的知识，又得到了产生此知识的方法。如果说，人们通过前者所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事”，那么，通过后者所把握的就包括了一般的“理”了。当人们试图用所得知的方法或“理”去进一步探讨新事物时，“研究”就从这里开始了，“新知”的门也就从这里打开了。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一点，那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的意思是蒙蔽，也就是无知。学的时候没有用心思，也就无从研究，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创新。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学习与研究或温故与知新，既有明确的区别，也有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思”。学习或继承的阶段要会思，研究或创新的阶段更要会思。

刘家和进而指出，由学习过渡到研究，从思维层次来说是从重肯定到重否定的发展。中国有“学问”二字，“学”为什么必须继之以“问”？因为如果无问，学就不能发展。朱熹曾说过，会读书的是能疑，怎样疑呢？用他的话说就是“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所谓“缝罅”，就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所重视的“疑”、“问”不是单纯抽象的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具体的否定，或者说是兼容否定与肯定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