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有真，1905年出生于常熟市西港镇，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三。因家境清寒，靠亲友资助，方获求学机会。由于勤奋刻苦，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在北伐革命热潮中，他投笔从戎，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1928年调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

由于善于观察，勤奋笔耕，成稿迅速，文笔流畅，冯有真26岁即被破例提拔为采访部主任，并兼任《中央日报》特约记者。

1933年8月，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罗文干奉命巡视新疆，冯有真是惟一的随行记者。当时的新疆，由于南疆变乱独立，北疆战事不断，政治情况极其复杂，潜伏危机并不亚于东北四省。冯有真在历时79天的新疆之行中，对新疆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风情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记录，由此撰成长篇通讯《新疆行》，逐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回到南京后，他又应南京《时事月报》社约请，废寝忘食赶写出长达3万余字的《新疆与新疆事变》，除介绍新疆详情外，还向当局提出解决新疆问题治标、治本之策8条建议。次年，这两篇文章汇总成单行本，题名《新疆视察记》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发行。此书成为上世纪30年代记录新疆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冯有真由此成为深入采访神秘边疆地区的第一位内地记者。

1936年6月26日，冯有真随中国体育代表团乘意大利大型客轮从上海起航。由于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参赛和首次派出记者采访奥运，冯有真深感使命重大。在横渡大西洋的漫长航程中，他和运动员同吃同住，深入了解每位选手的技术专长，在海浪的颠簸中写出洋洋数万言的《世运代表团随征记》，抢在奥运会开幕之前逐日发表，吸引国人眼球。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参赛项目有田径、篮球、足球、举重、游泳、拳击、自行车等。比赛中，只要中国选手取得哪怕是一点点成绩，他都详细采写，迅速报道，让国人分享喜悦。在篮球预赛中，中国队以45∶38打败法国队，他除了迅即采写消息发往国内，还连夜写出通讯《我国篮球队胜法详情》，报告国内同胞；在田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大多被淘汰，惟有撑杆跳高选手符保卢获决赛资格，冯有真对此又作详尽而生动的报道。《中央日报》在刊发他的报道时，特意加上醒目按语：“特派记者冯有真的报道富有章回小说的味道。”

除了大量文字报道，他还拍摄并发回大量精彩照片，这些珍贵的资料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未获任何名次，因此冯有真采写报道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深入剖析失败缘由，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忧国忧民、敢讲真话、企盼祖国强大的爱国激情。

8月11日，他以《我代表团已全军覆没》为题撰写新闻报道，在讲述令人难堪的结局后指出：“我国参加世运会最大教训，为选手体力问题。与外人相比，强弱立判，殊堪忧虑。”他认为，“运动之技术优劣，尚为次要问题；成功与失败，更无所用其悲观。而体力之羸弱如此，实为我国民族前途寒心。”

由于中国运动员在这次奥运会上一分未得，一些外国报刊用漫画、短评等对中国冷嘲热讽。冯有真对此极为愤慨，他在报道中大声疾呼：“切盼国人今后奋发，彻底改进体育：第一，特殊运动人员固宜培植，但宜求普及；第二，必须切实发展民众体育，体育人才大量生产，必有良材出现：第三，殷期政府设法提高国民健康标准；第四，注意童年体育发展，使之有纪律、有系统进展，俾达完满地步。”文章结尾充满希望和期待：“庶几将来我国体育于国际舞台上有扬眉吐气之一日！”

冯有真从柏林回国后，被委任为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时年31岁。

1937年，“八一三”淞吴抗战爆发，冯有真身先士卒，冒着敌寇的狂轰滥炸，到血战火线实地采访，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报道。他的勇敢精神受到上海军民和新闻界同行的好评。

同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时冯有真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驻上海专员，他沉着应变，领导上海爱国报人坚守“孤岛”，铁心宣传抗日。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放下专员架子，亲自刻写钢板油印传单，上街张贴散发。由于他矢志抗日，两次险遭日军敌工暗杀，因他机警过人，得以一次次化险为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冯有真受到日伪通缉，不得不转移到安徽，创办屯溪版《中央日报》，并继续担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职务，在屯溪遥控指挥上海的新闻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冯有真从屯溪回到上海，复办上海版《中央日报》。八年抗战，他对国共合作由衷拥护；抗战之后，他对内战重起忧心忡忡。由于《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这就决定了他主持的这份报纸在三年内战中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涂脂抹粉，而对共产党诬蔑指责，刊发了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和不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言论。

实际上，冯有真对于国共两党孰是孰非，时局将会走向何方，心明如镜。但那时他已身不由己，难以自拔。即使在如此处境下，他的民族正义感未泯。1947年5月，《文汇报》女记者麦少楣因采访报道“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而遭特务逮捕。麦少楣的好友陈香梅找冯有真帮忙营救。冯出于爱国良知，一口答应，愿作担保，使麦少楣当天获释。实际上，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下，他就曾经冒险掩护救助了好友、共产党著名“红色谍星”华克之。陈香梅在回忆录中写道：“冯有真先生心胸开阔，不囿于党派之争，是国民党新闻界高官中一位难得的佼佼者。”

1948年秋，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将《中央日报》南京版和上海版合并，转移到广州出版，任命冯有真为《中央日报》总社社长。他接到电令，心情异常沉重，但又无勇气跳出罪恶的圈子。同年12月21日，他乘飞机从上海转香港去广州，在距香港40英里的巴塞尔岛，飞机撞山失事身亡，时年43岁。同机身亡的还有原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著名电影导演方沛霖、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孙昆丁·罗斯福等36人。冯有真遗体在香港火化后，移送上海静安公墓安葬。

第一次采访国际体育比赛时，中国记者冯有真不得不假扮成日本人，才能混进赛场。

当时，他已经是中央通讯社南昌分社的社长。因为学生时代曾是杭州之江大学足球队的前锋，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1934年的菲律宾马尼拉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他得以随中国运动代表队前往采访。 在那个时代，中国体育的国际地位近乎零，中国的随团记者也到处遭遇白眼。无奈之下，他只得贴上一小撮胡须，装成日本人。 屈辱之下，这名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发问：“庶几将来，我国体育于国际舞台上能有扬眉吐气之一日？”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远东运动会之后两年，柏林奥运会召开，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国际重大赛事中首次亮相，随队的特派记者冯有真，也颇为踌躇满志。 不过，在历时10天的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在初赛中就淘汰殆尽，唯一一个进入第二轮比赛的跳高运动员符保卢，也随即被淘汰。 没有人知道冯有真彼时的心情。多年后，人们能看到的，只是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孤独完成自己的职责，留下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瞬间。 比如，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篮球决赛，由中国人舒鸿担任裁判，冯有真激动地写道：“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请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 再比如，中国代表团在柏林奥运会上唯一一次受到观众喝彩的项目，是武术表演。冯有真刻画下这样一幅场景：“傅淑云的一招一式，敏捷利落，身手不凡，如龙腾，似虎跃，神韵横生，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二十岁的刘玉华飞步上台，从背上刷地抽出双刀。那一趟抡劈大舞浑似钱塘秋潮，汹涌向前……” 也难怪，后方的《中央日报》在刊发这些稿件时，特意加上了醒目按语，称其报道“富有章回小说的味道”。而那段时间的《中央日报》，也因为冯有真的精彩报道而销量猛增。 在同事眼中，这个江苏人能有这样的表现，并不奇怪。在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中，冯有真一向有“倚马可待”的名声。有人撰文回忆，他眼快、手快、脑快、脚快，“每次采访均有所获并迅速成稿”。他的文章几乎是原文编发，“这在记者中是罕见的”。

早在前往柏林之前，年仅26岁的冯有真，就被破格提拔为中央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并兼任《中央日报》特约记者。而从柏林归来后，他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 在归国前的最后一篇报道中，冯对这次落寞的奥运之旅作了一个总结，他充满希冀地写道：“自然，以我们选手的成绩去和各国名手相较，真是如小巫之遇大巫，要想获胜得分，全是梦想奢望。但……将为我国的体育打开一条新的路线，割分一个新的时代……”

学生时代，冯有真就酷爱体育运动，是绿茵场上的足球健将，并对体育运动的专业知识颇有研究，他深知强健体魄对个人是立业之本，对民族而言是强盛之基。由于他具有这方面的专长且精通外语，在1934年被中央社委派到菲律宾的马尼拉采访第十届远东运动会，1936年再次衔命以“中央社特派员”名义赴德国采访第十一届奥运会，向国内报道赛事新闻，冯有真也因此有幸成为由中国官方委派采访奥运会的新闻记者第一人。

第十一届奥运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足球、篮球、田径等8个项目，除参赛者外，还有国术表演队和体育考察团，共144人。其中，足球队先于5月2日由上海出发，去往南洋群岛各国及印度，冯有真则随代表团其余成员于6月26日中午在上海外滩招商北栈登上意大利邮船公司的康特浮台轮开始出国远征。

为了重温历史，笔者专门查阅了1936年7月至9月的《申报》，将冯有真发回的赛事报道及有关该次奥运会的动态有了大致了解。据粗略统计，自1936年7月4日至9月30日，在《申报》先后刊发了冯有真撰写的以《世界代表团随征记》（有时改用《世界选手团随征记》）为题的通信16篇。由于随团而行，途中代表团有赛事或考察活动穿插进行，所以只能是一路撰写，一路寄发，其中第一篇“6月27日深夜写于轮船上，28日自香港发”，第二篇“7月2日发自新加坡”，第七篇“7月28日寄自柏林”……纵览《随征记》各篇，冯有真对此次远征采访是深感骄傲的，首篇即以“我国体育史上划时代的壮举”为标题，文中写道“本年8月1日，在德京柏林开幕的第十一届大会，我国正式派遣各项选手及职员体育考察团一行共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去参加，在我国体育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辞别上海时，“轮埠上适如意料的浮动了一幕热烈的景象，排列在码头上的几千位欢送人员，不时欢呼呐喊，铿锵悠扬的军乐声中，一阵阵的夹杂着爆竹的响声，加以翱翔在天空中的飞机，使大家的情绪都紧张到了极度。12点1刻邮船上的铜锣发出了别离的最后警告，站在码头上与靠着船舷的欢送者与远征者忙乱着抛掷五色的彩带，交织成一张充满了热情的罗网……”不言而喻，那幕热烈感人的离别景象寄托了全体国民对这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真情祝福与期盼。

为了使国内民众及时了解奥运会赛事消息，尤其是我国运动员的比赛状况，在代表团抵达柏林后，冯有真采用长短结合的报道方式，长稿延用“通信”，每篇文字短则两三千，长则四五千，对比赛项目、各队阵容、赛事过程等都有介绍，显得更为全面，短稿则用“中央社世运会特派员无线电广播报告”对我国代表团参赛情况进行简要介绍。估计短稿是由驻德大使馆用电报向国内拍发，因为刊于8月8日的《申报》报道在文尾特意注明“8日晨3时由（外）交部电台转播”。这些“广播报告”的文字少的不足百字，多则500字左右，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令人大失所望的是，8月10日开始便从柏林传来“我选手团全军覆没”的消息，“原因实为到德太迟，舟车劳顿体力不能恢复”“纵观各项比赛，我国相差甚远，即以身体而论，彼则身强力壮，我则弱小”。在这激情降为冰点之际，有两件事情的报道仿佛给郁闷中的国人带来一丝安慰：一是我国的国术表演队于8月11日、12日在德国国家运动场的表演，受到万余观众的欢迎，博得赞誉；二是8月15日美国队与加拿大队的篮球决赛的裁判是中国人。冯有真报道的第一句就是“我国篮球指导舒鸿抵柏林后，即任大会裁判员之职，舒氏目光锐利敏捷，颇得各方赞许，昨日美加决赛，即由舒氏任裁判，甚属荣幸”。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十一届奥运会上的战绩将会如何，作为对国内体育事业现状颇有了解的冯有真来说，是有所预料的，在《随征记》首篇首节，他已有明确提示“以我们选手的成绩去和各国名手相较，真是如小巫见大巫，要获胜得分，全是梦想奢望。但是我们的选手都已具有相当的基础，不但应参加这次大会，而在技术上多得一点经验，使我们运动的水准提高，全国人民对体育的兴趣，亦随之加增，为我国的体育打开一条新的路线，划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次万里长征的壮举，虽然花费一二十万民脂民膏，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奥运会闭幕后，冯有真在《吾国代表团定期返国》的报道中也谈了他的感受，“此次大会结束圆满，惟我国则告失败，于此可见我国在世界上不仅无政治地位，即在体育上亦不能与各国相衡，言之实深痛心。此次参加世运大会，所闻所见，更觉颇深，苟全国国民不再努力，则我国国际地位永无提高之日，而提倡体育亦决非养成少数运动员所可蒇事，必须全国国民共同发展。”

或许言犹未尽，也或许爱之太深，冯有真在第十五篇通信中专门以“参加大会的杂感”为题倾吐衷肠，直抒胸臆，“大会已圆满结束了，各国选手亦先后赋归，我国这次派遣一百多名代表，万里迢迢，浩浩荡荡，来参加大会，结果全军覆没，惨败而归，记者亲历其境，良深，真是有说不出的感慨”。接着，作者以2000字的篇幅就“关于民族健康者”“关于技术训练者”“关于运动员之精神者”“关于办事方面者”作了深入的剖析，使人感到有根有据，有情有义。回眸往事，令冯有真耿耿于怀的是“8月1日开幕典礼，我国选手列队进场时，声势的雄壮，阵容的整齐，并不弱于任何国家，可是德国所摄的电影，就没有我国代表队的影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我们应该视为国家的耻辱。”为此，作者大声疾呼，“牢记教训，共谋进步”“在下届大会中为国家扬眉吐气，否则我们就是懦弱，就是无耻。”

冯有真自6月26日随团远征，至10月初返回上海，历程长达百日，一路上他集观摩、采访、撰稿、发布于一身，勤勉敬业。20余万字的《随征记》显得全面、专业而生动，给中国代表团的万里征战绘就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历史画卷。国民政府首次正规组团参赛的喜悦，代表团惨败而归的沮丧，中华民国的政治与体育在国际上毫无地位的悲哀，冯有真奋笔疾书呼吁急起直追洗雪耻辱的激愤等种种情感，尽在这幅画卷中得到浸染和昭示，相信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读此画图都会深感心灵的刺痛、震撼与深思。冯有真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爱国情结、睿智远见也因此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与赞誉。尽管70多年过去了，冯有真作为第一个采访奥运会的中国记者还是值得我们追忆和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