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江苏社会科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东方论坛》、《书林》、《出版参考》、《解放日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杂志报刊发表哲学专业论文近十篇,以及文化产业论文十余篇。出版有哲学专著：《死亡即上帝》、《终极关怀》、《神性智慧》以及诗集《虚脱之墙》等。

《死亡就是上帝》是作者毛文凤22岁时写的一部哲学专著，是毛文凤青春时代对死亡的哲学沉思和内心独白，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将“人类对死亡的竭力逃避和死亡的无可逃避”表述得淋漓尽致。

死亡到底是什么？在死亡恐怖而神秘的表情后面究竟蕴涵着什么？它究竟又传达给了我们什么？人类自诞生以来，始终都在坚持不懈地破解着死亡的谜底。把死亡搬上生命的殿堂，并非是要在生命的神圣和辉煌中吃喝拉撒，而是要通过死亡对生命中的虚无和伪真理、荒唐和伪价值的限定，通过死亡对人类生命的先验扬弃，使人类个体自由地、创造性地、独立自主地展开生命自我的本真存在，冥思生命的意义，积极追问终极价值，呈请神圣精神的出场，从而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人类整体的永恒之中，在个体灵魂的死亡升华和超逾里，俘获生命的不朽、绝对和无限。

在哲学博士毛文凤《死亡就是上帝》里对死亡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深刻剖析中，我们会听到死亡对生命的布道：上帝死了/我就是上帝/我若死了/死亡就是上帝！

本书是l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死亡形而上学本体论导引》的再版，保持了原版的全文，更名为《死亡就是上帝》，内容增加了“代序” 和“再版后记”。

墙是有形的实体，“有”就慢性自杀成虚脱的“无”，“有”和“无”共同编织着一个生命的网，人的欲望、现实的诱惑、精神的富足左冲右突于网中央，裹挟着、释放着一个个灵魂——《虚脱之墙》。

《虚脱之墙》收录了毛文凤的诗歌和随笔。

书中的诗歌部分，其主题基本是关注死亡、探求生命的意义、追求理想过程中的困惑，以及对爱情的向往和咏唱。那些关注生、死、理想、意义的部分，源于毛文凤哲学专业的基础和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显示其时间的价值和意义，从中可以看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盛行时代，年轻人的思考和追求。

八十年代，毛文凤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专业是哲学，却爱好写诗。这本诗集中的大部分诗歌写于八十年代末。那时的毛文凤正当年少，才华横溢，却也忧郁、孤独，对人生的探询，对未来的迷茫，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向往，无不郁积心底，需要一个途径释放，写诗就是他当时最合适的选择。两年，仅仅八十年代末的两年时间里，毛文凤一首接一首地写出了5000行诗。这样的诗句在诗集里信手拈来，流露着年青人的愤怒与激情，迷茫与困惑，以及在遭遇现实与理想冲突之后的无奈和失望的情绪。诗句干净漂亮，有些诗句的意象因跳跃很大而显得晦涩难懂，但是，基本情绪还是容易把握的。《死亡奏鸣曲》、《困兽》、《复活节前的毁灭》、《荒原祭》、《流浪》、《存在的代价》，等等，从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到年轻诗人的苦闷和沉重、困惑和思考。这些抑止不住的情绪，通过诗句袒呈出来，即便今天来阅读，依旧会被诗人深深打动。而描写爱情的诗句，有真情的率性流淌、也有情与理的相融、更有理性的思辨。

《虚脱之墙》中比较清新易懂的是爱情诗，这些诗歌秉承了毛文凤一贯的风格：语言华丽，意像纷呈，脍炙人口。

书中还收录毛文凤的日记体随笔两篇。《在教堂和红灯区之间游走》，是毛文凤的欧洲见闻。《用活着为死亡守灵》，是毛文凤为父亲守灵9日写下的日记。两篇随笔，一改毛文凤一贯的“语言华丽，意象纷呈”的文风，以节制的叙述，表达深切的情思，读来令人动容。

《终极关怀：儒家形上睿智的现代走向》简介

200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伦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多年的毛文凤在创下一份实业后，出于对哲学的热爱，又回到母校师从高瑞泉先生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又出于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做的儒学新建构的尝试等问题的反拨，选择以20世纪上半叶的新儒家终极关怀为对象，写成了“新儒家的终极关怀”为题的博士论文，并最终做成《终极关怀：儒家形上睿智的现代走向》一书。

“终极关怀”，作为一个概念或词语是蒂里希首先提出来的。从总体上、深层结构上以及最深刻的意义上把握、解释世界和定位人生，探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确认人与宇宙的内在的本质的关系，奠定人类在宇宙中的安身立命之本，从而给人类独特的生存活动、生命实践确立根本的价值目标和意义追求，这既是哲学之所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内在要求，也是宗教的“彼岸性”的本质所在，它们恰好暗合了终极关怀的思维模式：超越万事万物的当下状态指向背后或彼岸的终极。

在简要剖析比较中西方传统视野中的终极关怀后，当我们再借用蒂里希的“终极关怀”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儒家哲学的相关侧面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儒家哲学—文化传统中带有宗教性的要素，是研究这样一个通常被认为是高度入世的哲学—文化派别所蕴含的超越性品格。

在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关怀的双重进路上，无论是作为启蒙中或转变中的过渡者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无论是作为开创者的梁漱溟或者是作为奠基者的熊十力，他们毕生所追求的外王理想或者终极关怀着的内圣境界，都是为解决“人之所以为人”和“中国之为中国”的问题提供形上的睿智，或者说都是为了给生民立命，给国家立政，使国家富强，使生民有一个安身的根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生命的大化流行中。新儒家们则在工具理性肆虐的今天，重视心灵生命的抉发，强调道德理性的培养，复活儒家的宗教精神和形上智慧，呼唤儒家终极关怀的隆重出场。也正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儒家道德性终极关怀“旧瓶”里，新儒家酿出了道德关怀、宗教关怀不二的新生命的“酒”，使得儒家思想得以继往开来，顽强地固守着这一方水土和绿洲。

生态教育理论最早由西方人布龙芬卜伦那提出，滕守尧先生则结合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和当代的生态观，发展出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态式教育理论和实践。这一教育范式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师从南京师范大学滕守尧先生研究教育学的毛文凤博士后在本文中秉承并发展了生态式教育的理念，从“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无休止的争论中摆脱出来，以儿童与教师、儿童与自然、儿童与社会、儿童与知识之间的生态关系为入口，去把握儿童的生命和智慧，探索儿童生态智慧（亦称神性智慧）的守护与存养的新路子，无疑是滕守尧先生生态式教育的重大贡献。它实现了从灌输式教育、园丁式教育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转换，即从对“教师”、“学生”的线性范式或单一性范式切换到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情感介入的整体同一性思维范式。

生态式教育的终极关怀就是为了让世界在儿童的视域里恢复神奇而复魅，恢复神圣而敬畏，恢复神秘而审美。就是通过生存式教育范式，让人类回复到人与世界的整体同一的神性智慧境界。在生态式教育中，对儿童进行美感教育是守护和存养儿童的神性智慧的最佳途径，以自由创造为本性的审美、艺术活动可以充分保障儿童神性智慧在生态的环境里创造性地呈现和展开，儿童神性智慧中的个性化特征，自由的、充满想象的，富于情感和专注投入的，注重过程和愉悦的都具有审美创造的特征，与美感教育同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