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男，1947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籍陕西榆林。196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做工，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现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美学学科带头人，校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校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澳门利氏学社学术顾问，香港法住学院研究院教授。中国大学人文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外国美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学学会理事。致力于人文科学信仰论与现代性理论相结合角度的文艺学一美学研究。

　　1997年获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2003年以计分排名第9名获“陕西高校教学名师”（前7名为国家级教学名师）。著有《文学批评的类型》、《审美学》（与周长鼎合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人文科学导论》，在《文化：中国与世界》（三联书店）、《德国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九州学刊》（台北一纽约）、《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读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哲学与文化》（台北辅仁大学）、《基督教文化评论》（香港）、《学术月刊》、《基督宗教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史哲》、《高等教育研究》、《China Study Journal》（London）、《维真学刊》（加拿大·温哥华）等发表论文近百篇。数篇论文被英、德学术刊物翻译转载。承担教育部人文一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三项、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课题一项。曾应邀在北京清华大学（1993）、香港中文大学（1996，1997）、香港浸会大学（1997）、台湾中原大学（2001）等校讲座，在美国西敏寺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作学术报告（2002），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讲座”（2003）、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座”（2004）作报告。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博士答辩委员会委员（1993）。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CSS-CI统计，被引用率居“文化学”第五名。作为中国知识界代表参与全球普世宗教一伦理对话会议（1997、2001）及《北京宣言》的讨论起草。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评论》、《中外文化文论》、《神州交流》（澳门）、《东方人文》（香港）、《中国天主教研究》等刊物编委和《基督教文化评论》（香港）等丛书学术委员。

　　自幼至成人，凡20年，在革命传统的寄宿制学校渡过。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母系家族自明代以来为著名书香门第（《明史》列传多人，外祖父系东京帝大博士与西北联大教授）。自少年时代嗜好读书与艺术。此种背景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氛围使理想主义深入骨髓。六六届高中毕业时即志愿放弃高考、申请赴陕南黎坪务农，1968年赴秦岭山区插队，三次放弃招工与上学，以俄国民粹主义与青年毛泽东为榜样，沉浸于劳苦磨炼与社会底层贫苦农民交往。插队时开始组织理论小组研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上述经历是“老三届”一代人普遍性的。我们大多是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届学生，带着对国情民意的了解及体验感情，大多选择了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希望以学术更深刻地把握包括自己经历在内的国家与民族的道路，因此，学术对我们既不是无奈的生存工具，也不是概念游戏。我永远爱着那些纯朴的工人农民（至今常有插队时老乡来家住宿办事），我们同时以超越世俗（庸俗）价值的高尚意义境界为生活目标。这一境界在我进入学术后指认为“美”。

　　上大学时我多系自学（初中时已读过了《神曲》与《浮士德》），每晚仅睡五个多小时，总是凌晨一点以后悄悄进入宿舍。为怕拿起脸盆时响动惊醒同舍人，在盆下先已垫有一毛巾，然后在厕所或走道洗脚。我至今缅怀已故的王守民老师，他经常晚自习时慈祥地坐在我附近看我读书，深更半夜，偌大教室仅我俩，常常是我不起身他就不走。我每餐为节省时间在“五七”小店吃面，总遇到一个白发老先生，后来我经常去教工阅览室查阅工具书（这本是不允许学生进入的），才与之相识，他即李景贤先生。李先生与牟宗三同学，曾师从熊十力、冯友兰。我生有幸，能在一个并无悠久历史的地方学校体会现代已稀见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品质。大年三十夜，爆竹声中李先生把我从书桌边拉起，去他极为简陋的房间喝一杯用煤油炉煮的咖啡，描述熊十力在北大讲课时的风格。就是那晚我清晰地明白了“训政”与“恳谈”不同的讲课风格含义。我留校教书后已很少去“五七”店吃面，但依然见到李先生提着搪瓷碗排队的身姿。李先生从不关心利益与名声，他只是以闵南普通话执着地与我辨析学术。与今日沉浸于获奖与职称的学人相比，这位老人不啻生存在另一个世界。寇效信老师与张积玉老师赞赏我大学一年级的一篇作业，刊于学报（这是我也是我们七七届的第一篇刊发论文）。但寇老师此后对我最常讲的话却是：“千万不要迷恋于发表!”1982年王守民主任顶着巨大压力，决定让我这样一个应届毕业生给七九级讲美学这门新开课。由于是七七级毕业生第一个开课者，中文系与其他各系留校生甚至借给我录音机，挤在我房间听我预讲。我几乎背诵了讲稿，试讲那天发高烧喉头水肿，我看着台下学校、系、教研室领导与老师、窗户外黑压压的人头，对讲题内心升起一股激情。1982年冬，省委联合调查小组对交大与师大七九级学生教学调查后找我谈话，讲了调查表上许多激赏而由衷的话，其中一句是：“尤老师的讲课使我第一次感到人生是美好的。”数年后一封寄自兰州的信才使我知道这是一位残疾同学的评语。我至今保存着许多毕业生朴素而诚挚的信，是这些绝无利害背景的纯真心声以及台下那一届届纯真的目光支持着我近二十年来每学期从未脱离课堂，并始终视讲台为神圣之地。

　　上述经验使我自始即视美为主体生存的境界。1982年刊于《学术月刊》的《关于美学的对象》批评传统美学对客体形式的静观偏见，强调生存境界先于艺术对象。此文激起了广泛反响，同时我意识到了论域的深邃。此后五年我停止了写作。为从学术史上支持我的看法（被《文汇报》列为美学四派之一），必须深入主体性、非对象性思维领域。我潜心于现象学前谓词状态与佛教非指称性逻辑研究，写下了几十万字读书札记与同样庞大的思路卡片。常是夜不能寐，为一个突然冒出的想法梦中醒来，在房内踱步至天亮。八十年代后期，随着非对象化思维的研究深入，开始在与对象化思维的科学区别方面将美学扩大为人文科学整个学科大类。《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未定稿》1987．1）一文不仅在美学的人文学科定位（美学界九十年代中期视这一观点是美学基本理论新时期重要成果之一），而且在系统思考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中被视为开创性著作。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将对艺术与美学的人文科学大论域研究又转向现代性理论，在这一研究中注意到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深层原型的直线进步信仰观以及科学发展的关系，并发现了这一点与美学以及人文科学核心部分信仰论的重要关联。从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我又扩展向基督教文化研究。为此承担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此前还承担了教育部两项目，均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学术界亦视我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代表人之一。这其实也是我理论最深层与最终整合的基点。迄今已出版著作四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德国哲学》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近60篇论文，其中一篇论文已被英国伯明翰大学译成英文出版与转载。1994年应邀赴台湾辅仁大学参加会议，先后在清华大学（1993）、香港中文大学（1996、1997）、香港浸会大学（1997）等校讲座。获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访学与研究邀请。

　　以上即是尤西林的自我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