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后方医院看护训练队学员、看护兵、司药；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第二兵站医院司药、延安医科大学药科学校学员、延安八路军制药厂药库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松江卫生部材料科科长、北安军区卫生部材料科科长，哈尔滨市东北药房经理、沈阳东北药房总经理、东北区医药总公司副经理兼松江省医药公司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卫生厅药政科科长，赣南药材站经理、赣南药材公司经理、赣南行署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卫生处处长、赣州地区卫生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82年12月离休，现享受副省级待遇。

踏过千山万水，历经艰难困苦，同为长征人，相识、相知、相爱，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几十年来，他们相依相偎，情深意长，牵手走过金婚岁月，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默默奉献……

潘奕星1931年在兴国县加入红五军团，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时，他才16岁。由于个子小，前方部队不要，他只好在后方做看护工作，“就是在部队医院护理伤员，为伤员换药，端屎端尿。”潘奕星说，后来，学习了调剂，也就是司药，“为伤病员配药，当时叫司药官，相当于现在的药剂师。”

长征前，他已是一名司药官了，“医生开了处方后，由我配药”。要配药，必须懂得拉丁文，但开始时，由于他文化底子薄，对拉丁文不熟，工作起来有点吃力。为了熟悉拉丁文药品名，他经常背药名，用沾水的笔在纸上或用树枝在地上天天练习，不懂的就马上向医生请教，“由于天天练习拉丁文，练得手都变形了。”潘奕星伸出右手变形的几个手指说。后来他不但记住了很多药品名，还会熟练地写了，这样，看医生的处方就方便多了。

长征之前，部队发给每人两双草鞋，两套衣服，一个米袋，一个斗笠，一床棉花毯。途中的一次行军遭遇让潘奕星至今难以忘记。当时部队正急行军，突然，敌人的飞机向队伍扔了一阵炸弹，一颗炸弹就落在离潘奕星仅一两米的地方，他心一惊，心想这下完了！

还好，这是颗哑弹，他笑着说：“没爆炸，真危险！”要是那颗炸弹爆炸了，大家现 在也不可能见着他了。“长征一开始时常用药还是有的，后来药品越来越紧缺，过草地雪山时，红军连药棉都没有了，只好用碱煮羊毛，这样消毒后代替药棉用，没有绷带就用粗白布煮后代用。”潘奕星回忆道，“那时没有粮食吃，我们拔野菜吃，还吃过少数民族的鼓皮，用火烤后吃。”

长征结束后，潘奕星调到了延安第二兵站医院任司药，当时的司药要负责打针。潘奕星回忆，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送了一些药品到延安，有一种名叫“606”的针剂很难打，因为要通过静脉注射才没事，如果有一点药水渗漏到血管外，就会使周边组织坏死，肌肉发生溃烂，所以，他每次为伤病员打这种药水时就格外小心。

在这个兵站医院，潘奕星认识了他的老伴廖华仙。

廖华仙参加红军前是一户人家的童养媳。1933年，红四方面军经过她四川老家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她公公婆婆都害怕去开会，就由廖华仙代替去。这次开会后，廖华仙就再也没有回家去，跟着红军队伍走了。当时她才13岁，成为了红军队伍里的一名“看护”。她回忆道，过泸定桥时，她还没有步枪高，由于害怕过桥，她是由战友背着过去的。由于长期背着药箱，她背部都溃烂了，如今仍可看见她背部的一块块伤疤。

长征结束后，廖华仙也被调到了延安第二兵站医院任护士。1938年初，潘奕星与廖华仙认识了，一个是司药，一个是护士，日常的频繁接触使他们从相知到相爱，1939年，这对都经过长征磨炼的有情人终于结为伉俪。此后，无论部队转战到哪里，他们都形影不离，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一个个战友的生命，治愈了一个个病号，为祖国的卫生事业贡献了他们的毕生心血。

四川省长池县人，1920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部队从事护理工作，参加了长征，1939年与潘奕星在延安结婚。先后担任东北药房分装室主任、赣南药材公司批发部主任、赣南制药厂厂长。1966年退休，1982年12月改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2006年4月27日在赣州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6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