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连玉（1901-1985），前马来西亚华校教总主席、伟大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原籍（福建永春）出生，厦门集美师范毕业。

1925年南来。原为一普通教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时代的召唤，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投身社会改革活动。

1945年主持战后尊孔的复校工作。

1949年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会成立。

1951年推动教总成立。

1954年正式出任教总主席，领导教总八年。在任期间，为马来亚华文教育以至华裔公民权益的实际代言人。主张国家独立，民族平等，非巫人要效忠马来亚，巫人要抱着共存共荣的思想，共同建设国家。领导全国华人争华教，争公民权。

1961年反对《达立报告书》强迫华文中学改制，结果被褫夺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被迫退隐之后，完成《回忆片片录》；继续关心时事，并如此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5年12月18日因病去世。教总、董总、大会堂等十五华团特设立“林连玉基金”以纪念他对民族、国家的贡献。同时，因为他为马来西亚华社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典范，因此被尊称为“族魂”。

林连玉（1901年-1985年）原名林采居，祖籍福建省咏春县。在闽南语中，“采居”二字快读，音如“菜猪”，颇为不雅，因此三十岁那年改名“连玉”。 

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当地名儒，在私塾教书过活。书香世家的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不过他父亲身为寒儒，已经穷得怕了，就在他16岁时把他送到亲戚家的药材店当学徒，希望他能从此往商界发展。三年后，他自认对经商已颇有经验，又娶了妻子，从此应可在商界安身立命。 

吊诡的是，他19岁那一年，厦门的集美学校扩充师范部（后来成为今天的集美大学），他好奇心起，想测试自己的学力，没想到就考到了第六名！一切免费，家长不必负担，他父亲因此同意让他到集美大学深造。翌年，他就开始在集美学校师范部文史地系攻读。由于入学年龄比同辈稍晚，林连玉不敢浪费丝毫光阴，刻苦学习。 

四年后，他以破纪录的成绩——毕业考试每科90分以上的成绩毕业，是集美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九十生”。因此，校方在他毕业后直接录用为教师——这在集美学校是史无前例的。林连玉被录用为教师后，尽忠职守，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教学和阅读。

陈嘉庚是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在福建与新加坡创办了多所学校，生前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集美学校的校主。1927年，有军党到集美学校鼓动风潮，煽动全校学生罢课，甚至推翻陈嘉庚，陈嘉庚一怒之下决定关闭学校。于是，林连玉只好把家眷全留在中国，远赴马来亚向陈嘉庚请愿，争取复校。

成功说服陈嘉庚后，林连玉在族兄的安排下到马来亚的一所中学任教。从此，他先后在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几处学校教书，在中国与南洋两地来回，开始了他一生的传奇。 

 岁月无情，当青少年渐渐成长之时，老人家也已逐渐走头了生命的尽头。林连玉33岁时，他母亲不幸逝世，遂返回老家奔丧。当时局势纷乱，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在1929年爆发，且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国，马来半岛亦无可幸免。林连玉因南洋不景气，不想再远赴他乡，就开始在家乡任教。

孰料1935年之时，黄光铙寄来一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黄光铙是他在马来亚结识的老友，当时正于吉隆坡尊孔中学担任校长，教员稀缺，像林连玉这样的“九十生”怎么能轻易放过？在黄光铙再三的盛情邀约之下，林连玉却不过情面，无奈只得再次出洋南下。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入侵中国；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拉开了二战的帷幕；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及马来群岛——那是一个无处安身的时代，只要身在地球，无人得以幸免。战事如此吃紧，尊孔学校当然只能关闭。于是，林连玉和另一名尊孔中学的同事丘祥炽在1941年加入了英国殖民政府组织的吉隆坡战时救伤队，救死扶伤，并在1942年随英国军队撤退至新加坡。1942年二月，新加坡攻防战进入最后阶段。大街小巷，炮弹横飞，林连玉居住之处中弹起火，家具全毁，肩膀亦被炮弹激起的沙石所伤，幸无大碍。

新加坡失守后，救伤队全员冒着被杀害的风险，悄悄返回吉隆坡。无书可教，林连玉只好隐居山林，在雪兰莪州（Selangor）而榄（Jeram）的农村养猪。对于这一段岁月，同在医药辅助队工作的同事吴志超这么转述林连玉的话：在日军统治下，如果有机会上山打游击最好；如果不能，就得远离他们。否则，万一被日军逮住，在他们的威胁利诱之下，不是当汉奸残害自己的同胞，就是死路一条。在危难时刻，只能清茶淡饭过日，忍耐一时，这才有可能避过浩劫，等待反攻的机会。

 当时林连玉远在中国的原配已然逝世，林连玉与续妻叶丽珍和一些朋友在而榄（Jeram）开了一个农场，既养猪只，也养鸡鸭，种些番茄、蔬菜。农村生活非常忙碌，林连玉每天都要为猪只冲凉，又要洗刷猪寮，以防猪只生病，血本无归。在马来亚华人被日军大肆屠害之时，林连玉尽量不走出农村，乃至说话也极少，慎防祸从口出。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结束。马来半岛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三年零八个月中，有些儿童被迫接受日军的奴化教育，更有许多学童流落街头，为非作歹。马来亚华人几十年来辛苦集资筹建的华文中学、小学，近乎毁于一旦。

为了复办尊孔学校，林连玉毅然把抗日期间所饲养的猪只全部变卖。当时猪价每担170元左右，为了尽快出手，林连玉不惜以120元的价钱贱卖，只为了加快复校工作的进程。因为复校工作繁忙，操劳过度，短短一个月，他瘦了十多磅。修葺教室、购置校具、对外筹款，苦干两年后，尊孔中学才粗复旧观。

林连玉战前有一名叫做黄东文的学生是如此描写的：“有一天，在我们的教师门口出演了这么一出悲剧，那是一个六月的早晨，当林先生在第一节踏入我们的教室时，我便发觉到，他的脸孔正给一团忧愁的云雾遮盖着；他的无神的眼睛很明显地表露出睡眠不足的神态。后来，他终于直截地告诉我们，他的太太病了，昨天回来学校时口袋里只有五毛钱，吃了一碗面，再买一包香烟便不剩下一个铜板了。他太太的病又是那么沉重，不晓得如何是好！下课后，我们便集议捐集一点钱送给他。然而，当校长把钱交给他时，他竟坚决地拒绝了。后来，经过我们一番婉劝，他才不得不收了下来。然而，使我吃惊地，竟然有两颗晶莹的泪珠在他的凹入的眼睛中流了下来。他哽咽着对我们说：吃教育饭是死路，我老早就打算退出教育界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这样做，这就是因为良心不许我这么做。”

 贫穷是当时教育界的普遍现象。当时吡霹雳州（Perak）的安顺（Teluk Intan）有一名教师叫黄云河，由于子女众多，贫病交迫，无法再活下去，只好投河自杀，留下遗书：“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充任教员”。更令人气愤的是，学校的董事部不但不体恤教师，反而落井下石。有一次，尊孔的教师联名致函董事部，要求凡是连续五年在校服务的，给予五员年功加俸。结果有一位董事竟然说：如果教师强硬要求，可以答应；不过留校五年的教师就应该开除。教师薪水原本就低微，董事部又如此刻薄寡恩，林连玉在中国尚有家小须要抚养，经济状况比之其他教师就更加窘迫了。

 林连玉祖父二代已是寒儒，所以让林连玉转投商界。没想到，他绕了一圈仍然回到教师的老路，甚至穷得比他父亲、祖父还更厉害，与其说是造化弄人，不如归结到林连玉自己说的那句话：“良心不许我这么做”。所谓“良心不许我这么做”的悲壮色彩，事实上是担心文化灭亡的具体表现。当时马来亚的文化人不多，华文教育在日剧时期又受到极大迫害，中华文化在这一方土地的传承随时有断绝之虞。 

1946年10月，二战结束后一年，林连玉曾返回中国处理家务，迟至翌年2月才回到马来亚，从此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中国。要知道，他当时在中国还有三个儿子。自从母亲逝世后，他们全由伯母一手抚养长大。我们不能不问的是：作为父亲的林连玉怎么狠得下心，把三个至亲至爱的儿子从此抛弃在中国？

1951年，林连玉通过申请正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同年，林连玉曾发表讲话，讲话中散发出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其实，马来亚的一草一木，都凝结着我们华人的血汗。我们对于中国仅有木本水源之思，生存的关系，却与马来亚分割不开，我们如果不忠于马来亚，岂不自灭生机？所以我们是热爱马来亚，忠于马来亚，愿意献出能力与各民族携起手来，共同建设马来亚。”

林连玉在1933年之际，曾因为南洋经济不景气而不想再度南下。何以相隔十余年后，林连玉竟会死心塌地地爱上这片土地，并誓死为之效忠？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还一直把海外的华人当做中国人看待，海外的华人也一直视遥远的中土为故乡。当二战结束时，马来亚有独立建国的消息，林连玉大声疾呼马来亚的华人必须忘记祖国，以马来亚为效忠的对象，与他族争取平等生存的权利。林连玉在一封书信中透露：当时大多数华人还不能谅解，骂他是数典忘祖。这时，我们不能不感到疑惑的是：林连玉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中国娶妻生子，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什么会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如此“出格”的想法呢？对此，林连玉并无留下只言片语，后人只能臆测。

在日本南侵后，马来亚的华人不只是为了中国而战，也为了马来亚而战。他们不只鼓吹中国人团结一致，也要马来亚的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可想而知，他们对马来亚的感情，在这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与日俱增。林连玉在那段抗击日军的时期，参加过吉隆坡救伤队，在保卫马来亚的过程中挥洒过鲜血、眼泪与汗水。在三年零八个月中，他与续弦妻叶丽珍在而榄农村共济时艰，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原为异乡风情的“蕉风椰雨”已成为心灵深处最无法割舍的风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患难之交”往往是最好的朋友，人对土地的感情想来也是如此。

另外，林连玉后来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主席，俨然是当时华人社会的领袖，说话行事不能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思考。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马来亚华人如果继续效忠中国，毫无疑问会使居留国政府怀疑华人对当地的忠诚，进而影响到华人政治地位的边缘化。因此，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表明：中国政府希望新马华人申请当地公民权，积极建设新的国家。无独有偶，同样是在1956年，林连玉为华人社团争取公民权所写的宣言如此表示：“我们当然要启示我们的后一代，以马来亚为效忠的对象，告诉他们：马来亚既是他们的故乡；马来亚各民族的父老兄弟及姐妹，都是他们的父老兄弟及姐妹；假设不幸，马来亚有了外来的共同敌人，他们必须挺身而起，为保卫马来亚而作战，不管那敌人来自何方，以及属于何种人，他们必须紧紧地站在马来亚这一边。”

如此一来，他对中国虽有“木本水源之思”，原乡毕竟已成他乡。

在尊孔学校的复校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林连玉竟抽身返家达四个月之久，或许就是要把家乡一切安排妥帖。林连玉返乡的那四个月，可考的事迹只有《连玉诗存》中《悼亡十首》第十首的自注：“妻葬于道场之蔡坪，去家十余里。余归家时欲携儿展墓，恰逢山君横行，白昼伤人，因而不果。” 

林连玉后来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主席，俨然是当时华人社会的领袖。不少马来西亚的华人可能知道，教总（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如今是反对巫统（UMNO，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不平等的教育政策、维护马来西亚中文教育的领航机构。但是，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教总的前身（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建立之初并无此等雄心壮志，纯粹是为了维护华校教师的福利而设。换句话说，仅仅是为了不让华校教师饿死罢了。

而后，马来亚当权者企图铲除华文教育的意图日益明显，马来亚各州的华校教师公会遂联合为教总，共同反对当权者层出不穷的教育白皮书、教育法令。不过，他们当时的对手并不是巫统，而是战后重返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

1956年，英殖民政府决定在8月底至9月底的学校假期内，进行一项名为“火炬运动”的调查计划，登记学童的升学意向，也就是调查各族的子弟愿意读英文学校、马来文学校或是华文学校。

不过，殖民地的官僚早在7月时就已经秘密训令英校的学生推动登记，英校生在未放假以前就已经差不多完成登记了。反观华文学校却一直被政府瞒在鼓里，对“火炬运动”毫不知情。这件事情潜在的危机在于：其后政府拟定教育法令时，大可显示这份统计数据，以证明学生的家长都愿意让孩子读英校或马来校。在如此“民主”而“公正”的程序后，关闭华校岂不是顺理成章？

林连玉洞烛先机，迅速在报章发表社论，四处举行巡回演讲，揭穿英殖民政府的阴谋。他不但呼吁所有家长踊跃前往登记，也吁请所有华教人士推动该项运动，以“华人子弟应读华文”为口号，唤醒华社各阶层人士。经过教总的努力，火炬运动迅速引起华人社会的注意。最令人感动的是，全国华文中学的学生，接受教总的号召，自动为火炬运动宣传，乃至挨家逐户，分发告家长书，促请家长们要及时为子女们登记。他们甚至冒风雨，捱饥饿，深入乡区，广事宣传。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力宣传后，华人社会已然知所抉择。8月27日，适龄儿童升学登记全面开始，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登记站“一清早就挤满着成千上万的儿童，几乎挤得登记工作也停了下来”。

1969年8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大街小巷之上，华人涌上街头，万头耸动、摩肩接踵，华文学校的登记处，人多得快要把门框挤爆了；英国官员在官邸之中，一闻消息，先是目瞪口呆，后是手摔文件，暴跳如雷——想象当时盛况，实在令人痛快不已，更不能不让我们华人感到由衷的自豪。

如此一来，英殖民政府自然视林连玉为眼中钉、肉中刺。当他们忍无可忍之时会怎么对付林连玉，是无法逆料的。对此，林连玉早有心理准备，1954年时就对好友丘滕芳托妻寄子，在其著作《风雨十八年》写道：“倘若殖民地官僚们施展淫威，我便很有可能立刻被捉进监牢里去……我忝居教总领导的地位，u2018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u2019？如果我不能见危授命，奋起力争，将何以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子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此，我便对我的唯一挚友——福建会馆座办邱君滕芳——实行托妻寄子……邱君不但答应我，而且还鼓励我。我有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一切都可放心了。”

  二战之后，曾经号称“不落日帝国”的大英帝国，国力式微，再也无法经营海外如此广大的殖民地。更兼殖民各地民智已开，反抗声浪不断。所以，在马来亚各族人民百般交涉之后，英殖民政府已决定让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

华人先知先觉如林连玉者，已知继续效忠中国必不可行，乃大力鼓励华人效忠马来亚，在本土争取平等生存的权利，其中就有后来组建马来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的陈祯禄爵士。陈祯禄希望通过建立马来亚华人的政党，代表华人的公意，偕同马来族、印度族争取国家的独立，维护民族的权益。

然而，此时的教总声望日隆，已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华人的声音。马华公会如要代表全体华人，非和教总沟通洽谈不可。另一方面，林连玉如果想在维护民族权益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从外围制造舆论向当局施压，远不如马华公会在谈判桌上与当局洽商。因此，两方的结合势在必行。

不过，陈祯禄和林连玉，这两位马来亚华族的巨人此前并无私交，对双方了解不深。在一次重要的讨论中，马华公会与华教工作者的讨论陷入僵局，林连玉直接向陈祯禄提问：“你们马华公会对于华文教育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陈祯禄慨然答道：“华人若不爱护华人的文化，英人不会承认他是英人，巫人也不会承认他是巫人，结果，他将成为无祖籍的人。世界上只有猪牛鸡鸭这些畜生禽兽，是无所谓祖籍的。所以华人不爱护华人的文化，便是畜生禽兽。”

1953年4月，由教总、董总与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三者组成的“三大机构”诞生，成了当时代表华教斗争的最高组织。

在三大机构中，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为最高机构，不过林连玉仍然是反对政府华教政策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主力。1954年10月，他在《教总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宣言》中大力批评殖民政府颁布的教育条文，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大主张：一、华文教育应与各民族教育平等；二、举办初级免费教育，各以母语教授；非英文学校，列英文为必修科目；第三、占全马人口半数的华人的应用语文——国语（此处指“华语”），应列为官方语文之一。

《宣言》在原本就暗潮汹涌的漩涡中投下了巨石，激起滔天巨浪。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即将脱离英国而独立，联合邦首届立法议会将于1955年7月27日举行，投选出马来亚有史以来第一个民选政府。代表华人争取权益的马华公会、马来人的巫统与印度人的国大党，组成了“联盟”，是当时最有可能胜选的政党。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马来激进领袖拿督翁惹化（Dato Onn Bin Jau2019afar）所创建的马来亚独立党。教总既与马华公会联合，马华公会又是联盟成员之一，教总的主张即与整个联盟紧密相连。“华语列为官方语文”是当时的马来社会还无法接受的条件，联盟因此遭到了整个马来社会的攻击，甚至指责巫统已经被华人收买，选情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大环境底下，1955年1月12日，巫统、马华公会、三大机构在陈祯禄爵士的私邸展开了“马六甲会谈”。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向林连玉大吐苦水：“我的政敌拿督翁就在巫人社会中对我大肆攻击……这样下去，我顶不住了，选举必然失败。”陈祯禄也表示：拿督翁是马来激进分子，如果让他在大选中获胜，马来亚的华人从此更没好日子可过。最后，教总同意暂时不争取“华语官化”，并要求增加华文学校的津贴每年二百万元，双方达成协议。

然而，在新闻发布时，双方却起了争议。巫统相关负责人伊士迈医生写道：“今天会谈的结果：华校教师已答应不提华文列为官方语文问题。”林连玉马上加上“暂时”二字，表示七月大选之前不提。可想而知，“暂时”二字必然无法平息马来社会的不满。伊士迈拍了拍林连玉的肩膀，对他说道：“今天我们的对话是以真实纪录作根据的，新闻不过对外宣传而已。林先生，你要帮忙，请帮到底罢。”  此时的林连玉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联盟政府，为“联盟吞了一颗炸弹”，准备“炸死自己”。果不其然，当时的华人社会不少人认为认为此次会谈毫无成果，林连玉等人有亏职守。此时的林连玉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林连玉愿意“为联盟吞下炸弹”，虽然是局势所逼，却也因为他对联盟，尤其是陈祯禄存有一定的信任。从当时形势来看，只要马来亚能够摆脱英殖民政府势力的笼罩，各族人民能成功独立建国，华教问题必可迎刃而解。1956年，他发表了一篇讲话：“……前政府（英殖民地政府）颁布1952年教育法令之前，我们极力反对，除了召开大会反对之外，复向钦差大臣提呈备忘录……等到我们要约他们谈，他们却说法令已经通过了，要交涉也无能为力！这次联盟政府拟订教育报告书就不同了。在向立法会提出的二个月前，即给我们以研究的机会，并使我们有请求改善的机会，单单这一点，可见民选政府比殖民地政府来得民主。”

 同年，他在教总第六届常年代表大会上说：“眼前，我们所把握的最高原则就是争取独立，一切的一切，都以不妨碍独立为依归，这就是说有些事件，争执的结果，若是可能对独立的事业有所不利的话，我们就要以忍辱负重的精神来处理……马来亚的独立，是由联盟政府去争取的，因此，我们必须拥护联盟政府，使他们顺利地完成独立的伟业……”林连玉当时在华人社会的声望如日中天，可想而知，他这一番话对于联盟政府争取华人的选票应有一定的助力。

1957年8月31日，恐怕是林连玉日夜期盼的日子。当殖民地政府离开，联盟政府上台的那一天，就是华文教育真正复兴之日！ 

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林连玉早就在思考马来亚独立建国后的未来。在他的设想中，未来的马来亚应是如此：“我们的子子孙孙，将要世世代代在这个可爱的土地上，同工作、同游戏；在遥远的将来，更可因文化的交流，习尚的相染，把界限完全泯灭，而成为一家人。”

 在这个“遥远的未来”尚未降临之际，马来亚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1953年，他写过一篇《谈马来亚的精神》：“马来亚要独立建国，就必须有马来亚独特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才会有其生命。这种马来亚独有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马来亚的精神……依照我个人的意见，马来亚精神最美满的境界，应包含下列四种要素：第一，是英人的民主精神；第二，是华人的勤俭美德；第三，是巫人的乐天襟怀；第四，是印人的和蔼态度。”

欲达到这种完满精神境界的交融，就必须让各民族和睦相处，而和睦相处的前提就是对马来亚共同的效忠。1956年5月，林连玉应《马来亚前锋报》之邀，为开斋节特刊撰写献词：“马来亚独立建国的事业中，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上的建设。第一，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我们知道马来亚是民族复杂的地区，每个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第二，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这是对外来民族说的。须知道你们虽有祖国，但是你们的子孙已是马来亚的儿女了，马来亚才是他们的祖国……凡是不肯共存共荣的人，是马来亚的罪人；凡是做了马来亚的公民，而不以马来亚为祖国的人，也是马来亚的罪人。”

每个民族既然对马来亚的开发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愿意效忠于这片土地，所以大家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若论权利，以当时华文教育饱受打压的背景来看，最为重要的或许就是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创造文化，享用文化，发扬文化，是任何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正如陈祯禄所说：“华人若不爱护华人的文化，英人不会承认他是英人，巫人也不会承认他是巫人。”正因如此，“我们的文化，便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崇高的、圣洁的灵魂，必须受到极神圣的尊重”。

 语言、教育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文化的传递和发扬，必须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即发展的上面。所以尊重我们的华文教育，即是尊重我们的文化。”文化的存续仰赖教育的发展，华文学校如是，马来学校、淡米尔学校亦复如是。如要让各源流的学校都能持续发展，其语言就必须受到官方的肯定，获得在法律上的保障。各种语言的平等权利受到了肯定，各源流学校的平等发展才是顺理成章，从而达致“文化平等发展的权利”。因此，林连玉念兹在兹的就是让马来语、英语、淡米尔语、华语都列入官方语文。如果华文能享有平等的地位，华文教育就可获得长久的保障，中华文化在马来亚的发展亦可长盛不衰。

 那么，多元文化的发展对同一国家的效忠是否构成矛盾？林连玉早在50年代就给出了答案：“我们认为马来亚建国最要紧的是精神上的团结，并不需要求助于民族的统一。因为民族与国家不是一物而两称的，有不可分离的表里关系的，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民族是以血统而形成的，国家是以利益而结合的；利益相冲突虽然同一民族，也可分裂为数个国家；利益相一致，虽然许多不同民族，也可合建一个国家。”

在教育上，如要让各民族效忠同一个国家，只要使各民族的教育培养共存共荣、一致效忠的观念即可，而不必强求语文的统一：语文，只是教育工具，而非教育目标。林连玉很明确地说：“我们知道，文字是教育的工具，不是教育的实质。以学习某种文字，为效忠的象征，这是不可思议的想法。请问，美国人是读英文的，会不会把英国当祖国？而瑞士人有学意文的，有学法文的，有学德文的，都能一样对瑞士效忠，这是什么道理？”诚然，一国之间须有其共同语，但是各族必须学习一种共同语言，绝不意味着其他的语文教育不能得到平等发展的权利。“如果一种族的优越地位，而对另一种族加以歧视，去摧残其文化，甚至要消灭方言教育，这种偏见，非但违背教育原理，且将促使各民族更形分裂。”

 极为难得的是，林连玉对于“平等”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华族的视角：“我们华人应当了解，在各族并居的地区，如果有一族在文化及经济上，占绝对的优势，而另一族却在文化上及经济上占绝对的落后，这不仅是不幸，而且将会发生危险，因为我们面对着劣势的危机，又怎会对别人发生信任呢。因此，我们必须赶快伸出友谊之手，做些实际工作，辅助他们的文化向上，以及经济发展，等到他们的实力，可以和我们互相颉颃的时候，他们有了坚强的自信心，反而成了我们最良好的益友了。我希望我们全体华人，能够相信我的见解，并且实践我的主张。”当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盛的时期，林连玉立足于民族的本位，却又能超脱种族观念的束缚，提出辅助马来人的看法，这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成就了林连玉的伟大。

 不过，在尚未独立之前，这一切都还是极其遥远的构想，眼前的当务之急只有独立一事。因此，林连玉暂时搁下对华文教育至关重要的“华语官化”追求，大力向马来亚华人倡导向马来亚效忠的观念，呼吁华人申请马来亚的公民权。不过，英殖民政府于1952年制定的联合邦公民权修订法令充斥着极强烈的排他色彩，不止有居住年龄的限制，还须通过英语或马来语考试，条件极为严苛。在林连玉的组织领导下，五大华人社团主催“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公民权大会”大力反对。偏偏此时许多华人对于未来的方向犹感迷惑，对本地政治不关心，乃至于许多符合条件的人也不去申请公民权。此时，林连玉真是忧心如焚。他一面领导教总宣传申请公民权的重要性，自己一面骑着脚踏车，挨家挨户地劝告马来亚华人申请公民权，却面临了极大的阻力。有些华人认为公民权只不过是政党的“把戏”，甚者直接斥责林连玉“数典忘祖”。

 1957年8月31日，联盟政府主席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在默迪卡体育场（Stadium Merdeka）高喊七声：“Merdeka（独立）、Merdeka、Merdeka……”，举国欢腾，喊声震天。

1956年，陈祯禄大病一场，手术后记忆力大退。两年后，陈祯禄下台，马华会长一职由林苍佑医生接任。与陈祯禄爵士一样，林苍佑先生虽出身自英文教育背景，但对华文教育十分重视。马来西亚学者林水檺说：“林苍佑以一个英文教育出身者，那么积极地想解决华教问题的态度，这种情况连一些受华文教育的后任者也瞠乎其后。”

出台于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明白地指出“我们同意这点是指，当各民族应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结的马来亚国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需要丧失其民族特征，而且华、巫、印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亦应受到保存和发展……”尤为难得的是，这份报告书在提呈通过之前，还交给教总的人士研究，让他们提供意见。林连玉等人虽然几经审阅，却终于看漏了极为关键的第12条：“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之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之下，而在此教育制度之下，本邦国语乃主要教学之媒介语。”这一条文倘若在日后被有心人士利用，华文教育必将统合乃至覆灭。

 当林连玉等人发现这一条文时，马上与教育部长敦拉萨（Tun Abdul Razak）协商，但报告书已然提呈通过。在林连玉极力争取下，敦拉萨答应林连玉不把这一“最后目标”列入即将出台的1957年教育法令：毕竟，报告书只是调查与建议，法令才有真正的法律约束力。此时，敦拉萨对林连玉千叮万嘱：“你必须严谨为我守密。倘若消息外泄，我们巫人知道我对你们退让一条最主要的原则，他们将会吃掉我的肉。”林连玉也承诺守口如瓶。最后，1957年的教育法令果然没有出现“最后目标”——联盟政府果然不负林连玉所望。

当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最怕的就是风云骤变。

 在1955年进行了首届大选后，第二届大选在四年后的1959年举行。在这年的6月大选前夕，林苍佑和东姑因为席位的争夺而交恶，最后被迫在大选后9月下台，担任会长职位仅仅一年半。林连玉黯然神伤：“以前，我们存有错误的见解，以为马华公会是理想的盟友，理论上也算得执政有份了，我们有四个合理的要求通过马华，总可解决的。可是，不幸得很，由于这次联盟内部风潮暴露的，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原来马华的要求竟没有得到盟友的理会，马华公会和会长林苍佑先生不但对于联盟的政纲不能参加一句话，甚至连所谓代表华人的候选人名单，也没有过目的权利……那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

林苍佑下台后，华教在联盟中无人可托，再也无法从政治上对国家的教育政策施加影响力。紧接着林苍佑在马华公会掌权的衮衮诸公，是否能一如既往，为华文教育争取，为民族权益奋斗呢？历史揭晓了答案。

1960年，新一份的教育报告书——《达立报告书》（Talib Report）正式发布，公然宣称：“在一个真正国家性的政策之构造中，欲满足国内每一个语言文化集团的个别要求是不可能的。”更令人惊愕的是，《拉萨报告书》曾提及的“最终目标”：全国的教育最终将统一以马来语教学，在1957年教育法令原已消失，却又在《达立报告书》再次出现。《达立报告书》宣称：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团结，潜在的逻辑是：语言不统一，民族就无法团结。

 我们只须看这份报告书的其中两条就可以看到它对华文教育的冲击。第67条：在全津中学内，虽然供给学习其他语文，其主要教学媒介，将是两种官方语文之一【教学媒介语如非官方语文，则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金】。第173条：高初级教育文凭考试乃是官方语文【非官方语文得不到政府考试的承认，亦即被排除在政府的教育体系之外】。

换言之，在这种新的政策之下，“华文中学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接受改制，眼前立刻改为英文中学，等待七年以后英文不是本邦的官方语文了，再被改为巫文中学。其二是纵使成为独立中学……却不被承认为本邦的教育体制的环节之一……。”

 当报告书在国会通过之日，林连玉极其悲愤地指出：“自1953年以来，我曾经好多次公开的指出，官方语文在马来亚变成一把刀，利用这把刀可以扼杀我们宝贵的文化。现在我的话应验了……近年来，我们争取华文教育平等权利，绝口不牵涉到官方语文的问题，可以昭示我们的诚意。不料这诚意不为人鉴纳，反而应用官方语文把我们固有的文化排除……”在马六甲会谈发布新闻之际，林连玉曾经答应不加上“暂时”，忍辱负重，一切以独立建国为先，帮助联盟政府在竞选中大胜，甚至受遭到部分华人谴责。

  “请求友族人士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假使你们的语文地位也沦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们将会是怎样的？”这是林连玉发自肺腑的哭诉。此时此刻，华文教育的唯一希望就落在了马华公会身上，看他们是否能力阻“盟友”——林苍佑的遭遇启示我们，称之为“主人”可能更为恰当——负上马华公会原本神圣的使命，维护民族权益。

熟料，马华公会的当权派，尤以梁宇皋为代表，大肆推销新的教育制度。梁宇皋称其为“尽善尽美”、“决不是消灭华人文化”，更抨击林连玉是“歪曲事实”，指林连玉只不过是“一个骗徒”、“吹牛皮、走江湖”，“不过为了为了保留他的饭碗”、“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政府当局“绝不能容忍”——事实上，梁宇皋正是《达立报告书》的拟定者之一，还在国会上议院动议通过报告书，又怎么可能会出言反对呢？

遭到了联盟政府的欺骗，又受到了最亲密的盟友——马华公会的背叛，林连玉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怒吼：“我们华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绝不是被人征服的民族，我们华人伸出手来，去与友族握手，但是我们绝不能低下头来，让人家践踏在脚底下！”

 从前常在新闻头版出现的林连玉，如今似乎慢慢消隐于大众的视线。除了遭影射为“不忠子民”，林连玉还被不明人士恐吓：如果再不停止对抗政府的教育政策，将被暗杀。教育局也开始通知华文中学，呼吁他们尽早改制为以“官方语文”（英语或马来语，80年代马来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接受政府的津贴。

津贴金却是悬在华文教育颈上的一根绳子，没有资金，何来华文学校？对此，林连玉呼吁华人社会：“眼前就是我们华文中学最后抉择的时期，要维护民族文化吗？就得面临经济的压迫；要获得经济援助吗？就得放弃本族的文化。到底要怎样办呢？孟子说：u2018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也。u2019我们认为传统相承已经数千年的文化，不但要加以保存，还要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下来，这就是说，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在林连玉的奔走相告之下，距离改制的期限只剩下四个多月，华文中学依然无甚动静。

 与此同时，林连玉与梁宇皋的论战仍在持续。尽管梁宇皋背后有整个政府的支持，广播、报纸、小册子各种宣传一应俱全，其影响力却远远不如骑着脚踏车四处演讲的林连玉。1961年6月，梁宇皋终于找到了克制林连玉的杀手锏：《达立报告书》中“以巫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最终目标”来自《拉萨报告书》，而拉萨报告书却是林连玉一再表示衷心接受的，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因为敦拉萨答应不把最后目标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这是林连玉心里的答案。当林连玉答应敦拉萨终身守密时，从没想过有一日会遭人以此相挟。此时的敦拉萨已是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俨然是国家下一届的领导人。得罪了敦拉萨会有什么后果，不言自明。林连玉如鲠在喉，不止是因为敦拉萨位高权重，更是因为不想自毁承诺。在捍卫华文教育的战役中，他是第一次如此地左右为难。

几经思量，林连玉公布了事情的真相：“拉萨报告书第十二条所谓最终目标经过我交涉，拉萨在众代表面前亲口答应取消。时间、人物及地点，我都列举出来，并且说基于拉萨报告书订立的1957年正式的教育法令没有最后目标的说法，便是最好的证据”。这番言论8月11日见报，震惊全国。

次日，林连玉即接到内政部的通知书；内容如下：

       “你自一九五七年来，言论与行为都对马来亚不忠。你

(A)    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的教育政策，有计划的激动对最高元首及联合邦政府的不满；

(B)    你的动机是一个含有极端种族性质，以促成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可能造成骚乱，因此联合邦政府准备在宪法第廿五条的规定下令褫夺你的公民权……”

 看完通知书后，林连玉一如往常到他日常消遣的逸园公馆与朋友们打麻将。几轮下来，他还赢了十几块钱。买了一些蔬果后，林连玉在夕阳斜照之时，骑着他的老脚踏车“咯吱咯吱”地返家。

林连玉61岁时被内政部通知褫夺公民权，一直到85岁时才逝世。二十余年的时间内，马来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1年8月12日，在林连玉收到内政部通知书的一周之后，又被吊销了教师注册，被迫离开执教了二十余年的尊孔中学，生计全无着落。这个消息犹如平地起了一个惊雷，不仅惊呆了所有华教工作者，更把华文中学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改制的狂潮遂如滔滔河水，一发不可收拾。在70余间华文中学中，超过五十间申请改制，从此马来亚的教育体系就有了“国民中学”与“独立中学”之别，独立中学后来更发展出了独立中学的统一考试，至今未受政府承认。

 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南中国海彼岸的沙巴及沙捞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联邦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在马来人特权问题起了争执，新加坡宣告独立；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著名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当局宣称：冲突爆发的原因在于种族间的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而制定了新经济政策，目标是让土著（包括马来民族）掌握国家经济30%的股权，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都有特殊的优惠。从此，在马来西亚，种族间在政治上区分为“土著”与“非土著”，在实际权益上的分配又有所不同，民族的分化已成定局。华族与印度族在这片共同开发的土地上沦为二等公民，更是不知何日才能打破的局面。

 在马来西亚的局势日益严峻之时，林连玉始终不吱一声，平静地度过了二十余年。对于这段岁月，廖文辉有一段简短的概括：“在隆情小筑（林连玉的住家）20年的岁月里，由于人身遭对付，谋生之道又遭封杀，加上官司的耗费，林连玉的生活几至绝境，所幸有赖亲朋好友、永春同乡和尊孔校友的协助，才不致有断炊之虞，尚可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这20年他的日子是凄清困苦的，他的生活是寂寞孤独的。……这段期间，他每日风雨无阻到逸园公馆消遣，在那儿和朋友聊天，弈棋，打牌，翻报纸……”

1980年3月，林连玉读了《马华公会卅一周年纪念特刊》中的一个专栏<我们过去的斗争>，“不觉喷饭”，做了录音与手稿，言辞激烈：“……真是白日见鬼、荒天下之大唐！可怜求荣一小撮民族败类，浑身罪恶没有一点好事可以向同胞交代，只好冒取别人的功勋，欺骗群众……殊不知当时参与其事的还有许多人活着呢，像我林连玉更是主角！”

1985年11月18日，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在英文《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当年教总有意制造问题来反对联盟政府。苍天啊！林连玉在马六甲会谈中为联盟吞下了“炸弹”，四处演讲，呼吁华人支持联盟政府，东姑老来竟然还歪曲事实，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年已八十五岁了，在我一息尚存的时候，不容歪曲”，于是当天就写了一篇<答东姑>的短文，直到一个月后的12月18日，林连玉溘然长逝的那一天，竟始终不能见报！

临终前，林连玉翻来覆去，反复向来访记者询问《答东姑》是否已经发表——即使在这表面上波澜不起的二十年中，林连玉仍然面对昔日盟友的背叛：对历史的背叛。即使在这表面上风平浪静的二十年中，林连玉仍然把生命定格在过去的岁月，延续着过去的抗争，不屈不挠地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