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诚（1293—1357），字仲实，平定人。泰定元年（1324）中进士，始授辽州同治，后改任景州莜县尹。在莜县时，他剔弊兴利，颇受当地百姓的称颂。那时中原地区遭受蒙古统治者的残暴奴役，劳力四处出奔，大片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吕思诚为使生产得以恢复，将全县民户按贫富分等，照等摊派徭役，对勤于农桑的百姓奖以农具。这个措施实行后，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以至“人争趋事，地无遗力”。流离外出者也闻风还乡，开荒种地。元朝政府在农村实行一种社疃组织，五十家为一社。他以社建立“文簿”，有不孝不悌、不事生产者，记入“文簿”，报县惩处。胥吏因公到社，吃喝费用按规定交纳，否则责令偿还。吕思诚在攸县还积极倡导破除迷信。某年大旱，一道士持一青蛇欺骗百姓，说蛇是小青龙，向它祷告，可以降雨。思诚斥之为妖言惑众，把蛇杀掉，撵走道士。当时，攸县迷信风气很盛，祠庙多达一百多处，祝福祭奉连年不断，确是劳民伤财。思诚不满于这种状况，下令除了董仲舒外，一律平毁。吕思诚后擢升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及编修。他性情刚直、倔强，有时连皇帝也敢顶撞。一次，文宗要取阅国史，翰林院的长官唯唯诺诺，不敢违旨，思诚虽位在末僚，却直言进谏说：“国史记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没有观看的。”皇帝只好作罢。顺帝初，拜监察御史，同样刚正不阿。一次，劾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顺帝偏袒彻里贴木儿，思诚立即交印辞职。后出任广西廉访司事，思诚在郡县巡行，能够体察民情，也不为权势所屈。在浙西巡访时，有位南台御史，因与江浙一带的省臣有仇隙，就怂恿思诚借故弹劾，思诚严词拒绝。巡访中，了解到行省平章左吉祸害百姓，立即告发，左吉被革职流放，江南人心大快。

　　吕思诚历任侍御史、集贤院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湖广参政、中书参知政事、左丞转御史中丞等职，再任国子监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加荣禄大夫，为总裁“后妃、功臣传”，成绩卓著，皇帝亲赐玉带，倍加信赖。吕思诚秉公办事，不能不得罪一批有权势的大臣，因此，他不断受到恶意诽谤。有人向皇帝诬告参政孔思立受贿，想借机嫁祸思诚。御史大夫纳麟说：“吕左丞廉洁，人所皆知，恐怕不会有人相信。”那些反对者只好作罢。后来，吕思诚任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时，与吏部尚书、左司都等人为货币政策，据理争论。也先帖木儿有机可乘，指责吕思诚不该在庙堂大声厉色地说话。监察御史看风使舵，连忙附和，妄说吕思诚“为人狂妄”。思诚在种种诬告之下，被夺其诰命和所赐玉带，降为湖广行省左丞。朝廷还派人到思诚家逼其离开京都。思诚在百般屈辱中坚贞不屈，从容上路。吕思诚被贬，引起朝野不满。随后又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不久病逝。赠齐国公，谥忠肃，葬于平定城北三岔口。在任翰林院期间，曾总裁宋、辽、金三史。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礼，金进士，辽州司户。宗礼生仲堪，亦举进士。仲堪生时敏，时敏生钊，为千夫长，死国事。钊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思诚父也。母冯氏，梦一丈夫，乌巾、白襕衫、红鞓束带，趋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诚生，目有神光，见者异之。及长，从萧学治经。已而入国子学为陪堂生，试国子伴读，中其选。擢泰定元年进士第，授同知辽州事，未赴。丁内艰。改景州蓚县尹。差民户为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象，令社学祀事；每岁春行田，树畜勤敏者，赏以农器，人争趋事，地无遗力。民石安儿等，流离积年，至是，闻风复业。印识文簿，畀社长藏之，季月报县，不孝弟、不事生业者，悉书之，罚其输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饮食若干，多者责偿其直。豪猾者窜名职田户，思诚尽祛其弊。天历兵兴，豫贷钞于富民，令下造军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扰。于后得官价，亟以还民。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乱，被掠为人奴，岁纳丁粟以免作。思诚知彝力学，如其主与之约，终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输，彝得为良民。他日买羊，刘智社民李，持酒来见，诉其弟匿羊，思诚叱之退。王青兄弟四人，友爱弥笃，思诚至其家，取酒劝酬，欢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谓曰：“我等终不敢见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责，悔前过，析居三十年，复还同爨。镇民张复，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诚闻之，即日迎养。思诚怜其贫，令为媒互人以养之。天旱，道士持青蛇，曰卢师谷小青，谓龙也，祷之即雨。思诚以其惑人，杀蛇，逐道士，雨亦随至，遂有年。县多淫祠，动以百余计，刑牲以祭者无虚日，思诚悉命毁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俄升编修。文宗在奎章阁，有旨取国史阅之，左右舁匮以往，院长贰无敢言。思诚在末僚，独跪阁下争曰：“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事遂寝。寻擢国子监丞，升司业，拜监察御史。与斡玉伦徒等劾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诚纳印绶殿前，遂出佥广西廉访司事。巡行郡县，土官有于元帅者，恃势鱼肉人，恐事觉，阴遣其子迓思诚于道。思诚缚之，悉发其阴私，痛惩其罪，一道震肃。移浙西。达识帖睦迩时为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诚劾之，思诚曰：“吾为天子耳目，不为台臣鹰犬也。”不听。已而闻行省平章左吉贪墨，浙民多怨之，思诚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复召为国子司业，迁中书左司员外郎。盗杀河南省臣，以伪檄呼廉访使段辅入行省事，及事败，诖误者三十余人，将置于法，思诚言于朝，皆释之。升左司郎中。思诚素刚直，人多嫉之，遂以言罢。起为右司郎中，拜刑部尚书。科举复行，与佥书枢密院事韩镛为御试读卷官。改礼部尚书，御史台奏为治书侍御史，总裁辽、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枢密院奏为副使，御史台留为侍御史。会平章政事巩卜班不法，监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曰：“姑徐之。”思诚趣入奏，巩卜班罢。大夫衔思诚，将谋挤之，思诚即谒告。朝廷知思诚无他，迁河东廉访使。未几，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出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访使，入拜中书参知政事，升左丞，转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不尽职，罢之。再任左丞、知经筵事，提调国子监，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加荣禄大夫，总裁后妃、功臣传，会粹《六条政类》，帝赐玉带，眷顾弥笃。又为枢密副使，仍知经筵事，复为中书左丞。御史大夫纳麟，诬参政孔思立受赇事，或欲连中思诚，纳麟曰：“吕左丞素有廉声，难以及之。”遂止。拜集贤学士，仍兼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契哲笃、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钞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铜钱为子，命廷臣集议。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譬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皆人类也，尚终为汉人之子，岂有故纸为父而立铜为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诚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不利于国家也。”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为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识之；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之成宪，其可轻改哉！”契哲笃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契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而途说，何足行哉！”契哲笃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见思诚言直，颇狐疑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独曰：“吕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当在庙堂上大声历色尔。”已而监察御史承望风旨，劾思诚狂妄，夺其诰命并所赐玉带，复左迁湖广行省左丞，遣太医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遗余力，思诚不为动。贻书参议龚伯遂曰：“去年许可用为河南左丞，今年吕思诚为湖广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无动心乎？”抵武昌城下，语诸将曰：“贼据城与诸君相持经久，必不知吾为此来，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诸将不获已，随其后，竟不烦转斗而入。询其故，贼仓卒无备。尽惊走。思诚乃大会军民官吏告之曰：“贼去，示吾弱也，规将复来。”于是申号令，戒职事，修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谋自守，徐议出征。苗军暴横，侵辱省宪，思诚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杀吕左丞乎？”自是无敢复至。曾未数日，召还，复为中书左丞。思诚去二日，城复陷。移光禄大夫、大司农。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诚气宇凝定，素以劲拔闻，不为势利所屈。三为祭酒，一法许衡之旧，诸生从化，后多为名士。尝病古注疏太繁，魏了翁删之太简，将约其中以成书，不果。有文集若干卷、《两汉通纪》若干卷。谥忠肃。

一、吕思诚其人

　　吕思诚（1293～1357）字仲实，平定人。元泰定元年（1324）中进士，始授辽州同治，后改任景州莜县尹。在莜县任上，他剔弊兴利，颇受当地百姓称颂。后升为翰林院检阅官及编修。吕思诚性情刚直、倔强，议政时，有时连皇帝也敢顶撞。一次文宗要阅国史，翰林院长官唯唯诺诺，思诚虽在末僚，却直言进谏道：“国史记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没有观看的。”皇帝只好作罢。后出任广西廉访司事，在郡县巡视时，能体察民情，不为权势所屈，并敢于秉公办事，深为江南人民敬重。之后历任侍御史集贤院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湖广参政、中书参知政事、左丞转御史中丞等职。再任国子监翰林学士，承旨知州制诰兼修国史加荣禄大夫。曾主持总裁《后妃功臣传》，因成绩卓著，皇帝亲赐玉带倍加青睐。吕思诚秉公办事，不能不得罪一些有权势的大臣。其间因与吏部尚书、左司都等人为货币政策据理争论，使先帖木耳有机可乘，指责吕不该在庙堂大声厉色说话。监察御史也妄说吕“为人狂妄”而被夺诰命和所赐玉带，降为湖广行省左丞。思诚被贬引起朝野不满，后又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不久病逝，赠齐国公，谥忠肃，葬于平定城北三岔口。在任翰林院期间，曾总裁宋、辽、金三史。有《介轩集》、《两汉通纪》、《正典举要》、《岭南集》等著作传世。

　　据《平定州志》记载，吕思诚六世祖宗礼，系金天会九年（1131）进士，曾任辽州司侯判官，著有《沾山集》；宗礼生仲堪，举进士；仲堪生时敏；时敏生剑，为千夫长，卒于国事；剑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允生思诚。吕思诚父祖数世读书于冠山书院。元至正五年至十六年（1345～1356）吕思诚任中书左丞时，曾于冠山建吕公书院。

二、从义东沟吕氏家中看到的义井（义东沟）仅有的《吕氏族谱》所撰相关信息想到的几个问题

　　1、《吕氏族谱》初修于道光十二年（1832），由吕氏十一世孙吕仲吕遵祖父吕书兰，叔父吕覲南之命所撰。

　　2、族谱资料来源：一为祖辈言传，二为本宗所存的卷轴所记，三为本族金卜兰、人家角等祖茔碑、表、墓、碣所留。

　　3、族谱修毕后，时人虽感庆幸，但仍留有遗憾。一是元中书左丞吕思诚所撰《吕氏先茔表》后至明嘉靖年间断记，其间有200年左右。据此推断，断记应为八世。二是从明嘉靖年间始记，吕天衢之孙四人中只知尚文之后记至今。新德、新民、新儒三支未获聚谱。而之前几世及《吕氏先茔表》中吕颐、吕庆、吕潮等数世，单记痕迹明显。

　　4、《吕氏族谱》中收有本族序言3篇，吕思诚撰《吕氏先茔表》1篇，吕思诚诗1首，本族吕仲吕诗1首及有关节妇、名讳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对以上资料的研究分析，使我萌生了以下直觉与联想：

　　一是，义井吕氏是平定西乡大姓，家风淳朴，乐善好施，仁义有信，彬彬有礼，深受乡民爱慕敬仰。

　　《吕氏先茔表》中记载：“吕氏徙居平定州之义井里盖数世矣。义井去州甚近，为西乡之上社，吕氏在西乡亦为钜家，自上世以来资雄一乡。而乡之贫乏不能自存者，多赖以赡给，有布缕粟麦之積，其心未尝欲以幸。岁之歉荒，人之贫穷，加以利而增羡之，故至今不见其衰焉。人又以为此之前世，物既充盈而子孙之盛过之且彬彬有文焉。乡之人视吕氏之家爱慕敬仰不啻利怀而威扬也。凡有吉凶庆吊之事，竭蹷而趋，譬犹简书号召之信而不失其期也。”

　　二是，义井（义东沟）吕氏与吕思诚两家属同族同宗，但已出五服，虽已制服出五，但数世交往甚密且延续久远。

　　两家交往是亲亲之交而非互相攀高。《吕氏先茔表》载：“思诚在童幼年时，随侍先父先堂住来时，伯父犹在。话及两家之好乃曰u2018亲亲之道，制服以五，三世则降，五世则绝，情义之笃曷有终穷哉。夫吕氏之姓本自四岳衔于齐姜，固一本而万殊也，以其有远近则有亲疏，非以亲疏远近之别而有两吕氏也。前日之异斯末可知，今日之同我两家子孙不可忘也！u2019。”听了吕伯关于同族同宗一番话后，“是以思诚服膺弗失，不敢起赤颜忿言之乖。”即对老伯之嘱牢记在心，永不忘记，不敢因些许小事而红脸发怒讲怪话甚至违背抵触，表示完全赞同。吕思诚将吕伯在其为童幼布衣时所嘱，到成为国家重臣时仍牢记不忘。吕氏三兄弟在找吕思诚言及其父已去二十余年时也言：“我父祖固末尝宦仕，而以恩之于乡之民人者数世之间，利賙而义给亲姻之助贫穷之资，亦何愧于显仕哉！”说明义井吕氏也属平民。

《吕氏先茔表》载：“迄先伯父，先父与先兄下及诸子侄辈，岁时寒暄，叙座罗拜，姑姊妹侄，若嫂与妇，驩然一家，未尝有间言而疏也。”数辈相交甚密，男女老幼偕同，亲情亲如手足，实乃古今罕见。

　　吕思诚为义井（义东沟）吕氏书《吕氏先茔表》是在其任重职后，“思诚念先世之交，驩悦昆季之义，逊感乡里之爱慕乃为之表。”这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在撰文后具名为“歬中书左丞吕思诚撰并书”，有别于在好多处出现的“赐进士及第集贤院大学士荣禄大夫前中书左丞吕思诚撰并书”。足见其同宗晚辈在先辈面前的敬重之意。

　　在《吕氏族谱》中有一篇考文记，“吕礼，字仲亨”。而吕思诚，字仲实。吕礼即吕思诚所言吕氏三兄弟之一。可见，两吕既为同辈同姓，表字中又同有“仲”字，完全不是巧合，是一家同宗同辈的佐证。

　　吕氏十一世孙吕仲吕于道光辛丑夏和吕思诚之后遵典相遇鹿泉时，见面甚欢，言及修谱一事，曾寄其四绝：

　　追思墓表语淳淳，获鹿相逢事有因，料得榆关宗派里，天留公子继贤臣。

　　昔有仲亨如许碑，迄今湮没少人知，愿将前代子孙聚，族谱修来不敢迟。

　　大元望族表当初，先代交欢我不如，自识碑文才省悟，依然情好莫生疏。

　　古墓计来五百年，碑表郎郎木林前，幽灵不少棲魂处，追远久亏后昆贤。

　　从元至正十三年到清道光十二年，相距近五百年，义井（义东沟）吕氏后人与吕思诚后人见面如故，共商修谱一事，这只能说明两家后人虽非日日谋面，但相互联系不曾间断，且有大事要事时相商是经常的，如非亲亲关系相处特殊，确难做到。

　　三是，吕思诚为官前居住义井，为官后仍有家人在义井定居。

　　（1）如前《吕氏先茔表》所记：“岁时寒暄，叙座罗拜”。男女老幼来往频繁，这种交往正是同族、同宗、同村人来往的形式。试想在金元时期，不仅战事频繁，且交通不便，出行时，相距十里则非马即轿。特别妇女，出行既不方便也不随便。若不是同村，这样的交往概然不能。

　　（2）《吕氏先茔表》记载书表是在“去年（至正十二年，即1352年），思诚以监察御史出为广西宪检过家会聚，三兄弟偕来谓思诚曰”书表一事。既然“过家会聚”，时间定然有限，且是家事而非公差，按吕思诚为官为人的风格，定然从简而不张扬，如思诚家人不住义井，吕氏三兄弟则不可能很快知晓。

　　（3）《吕氏先茔表》中言：“思诚童幼年时随侍先父先堂往来”于吕氏家中。试想，如非亲非故又不住同村，怎能有这样的来往频率？

　　（4）《吕氏族谱》中载入了吕思诚的七言诗一首：“典却寒衣辩早厨，老妻何必犯躅蹰，瓶中有醋堪调菜，囊中无钱莫买鲈，不敢妄为些小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冬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谱中虽未言诗为谁所写，但不难看出，此诗也为吕思诚“过家会聚”时所为，应该是写给吕氏伯母的。《吕氏先茔表》只言吕氏三兄弟访吕思诚托其写先茔表，而从诗中透露出的信息，可能吕思诚也曾回访过吕氏长辈。诗作似为回访时，吕母言及家中主人去世后，仅留妇幼晚辈甚感凄凉，故思诚以诗相赠，好言相劝，以慰老人。这充分反映出吕思诚虽位显官贵，身价百倍，但仍对吕氏家事关心，才会“不敢妄为些小事，只因曾读数行书”，其与《吕氏先茔表》中吕公言及两家之好的一番话后，“是以思诚服膺弗失，不敢起赤颜忿言之乖”是一脉相承的。时间短暂，互相拜访，也说明相距不远，同居一村。

　　四是，吕思诚父兄多得义井（义东沟）吕氏“资给”，定是大用而非为生计。

　　1、《吕氏先茔表》中言：“且自先父先兄思诚辈奔走仕途亦多得其（指吕氏）资给焉。”此话出自思诚之口，定实无误，但就吕思诚家境来说，不会因生计而受人资给，因据《金史》记载，吕思诚从六世祖吕宗礼始为官，五世吕仲堪为进士，三世吕剑为千夫长，其父吕允为知州致仕。这说明受吕氏资给定为有大用而非为生计。

2、受资给为“先父先兄与思诚辈奔走仕途”所用，据此推断，应为考取功名过程中的费用。

　　据《平定州志》记载平定书院的创建，当始于北宋后期或金元时代，冠山书院始为冠山精舍。元中书左丞吕思诚父祖数世就读于此处。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曾令县内设立小学，“如自愿招聘教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听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养学者，并立为书院。”思诚父兄辈多得吕氏资给可能用于在冠山精舍就读期间，因思诚在此读书期间也曾为精舍完善投入不少资金。吕思诚官至中书左丞后又曾在冠山精舍基础上造燕居殿，设立孔夫子肖像，立颜子与曾子相配祭，另筑会经堂及德本、行源斋舍，院藏经籍图书万卷，并以宰相相请赐题额，设置山长负责书院事务，称“吕公书院”。院名即为吕公书院当有纪念思诚之意，但也不排除思诚念及义井（义东沟）吕氏对其父祖及自身奔走仕途的资给而冠以此名，以示对义井（义东沟）吕氏的怀念。

三、金元时期，平定及山西名人多曾涉足义井，与吕思诚父祖数辈就读平定冠山精舍及步入仕途

据近得《义井邨石碑记》载，在金元时期，平定及山西诸多名人都曾活动于义井一带。大安二年（1210）任职平定的赵秉文曾带领义井人民抗灾救灾，亲临现场体察民情，并将义井一带治理得太平安定，山西名士岢岚人王中立曾倡议义井村名改“乂”为“义”，以纪念清官赵秉文的爱民、重民、以民为本的义行；元名将为保卫平定做出卓越贡献的聂圭曾为义井村名改字立铭以记，昭示后人，金朝文人元好问曾寓居大阳泉，并和聂圭副使冯大来交往甚密，经常来往于平定与大阳泉之间，义井为必经之地……直至明弘治七年秋，国家重臣耿裕还留宿义井吕氏家中。这些都充分反映出金元时期义井已成平定名村。吕思诚父祖辈多属这一时期人士，耳闻目染受到州城名人名士影响或教诲应是情理中事。况义井（义东沟）吕氏在金元时期已成义井（义东沟）望族。据《吕氏族谱》记载，金元时期义井（义东沟）吕氏除祖茔在金卜蘭外，另有“义井西祖围一座，阳泉北岭阳坡围一座，闫会西豹子平围一座、上五渡围平围一座”，共五处坟茔。和现义井（义东沟）吕氏称“本宗祖传为五大股”相吻合。从明弘治七年耿裕留宿吕公家中，也反映出吕氏即为望族，来往官员与义井（义东沟）吕氏交往甚密，历朝平定官员与义井（义东沟）的渊源可能与吕思诚祖辈就读冠山精舍并先后步入仕途有着必然联系。

　　由于历史资料失缺，就名臣吕思诚详细情况，在平定州志中记述有限，只知其为平定人，再详细情况知之甚微。近读义井（义东沟）《吕氏族谱》发现吕思诚为吕氏所书《吕氏先茔表》，从中发现蛛丝马迹，随之产生遐想，随时记录下来，以备后人进一步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