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和《阳新县志》记载：江自康，少负气节，家贫力学。1859年投清军鲍超部，经办皖南军务赏给六品军功。1861年驻洋塘，记名提督衔总兵。参与镇压太平军，1865年因镇压广东嘉应州太平军，赏加总兵衔，赏加“强勇巴图鲁”。1867年在湖北安陆大败捻军，赏加提督衔和“萨凌巴图鲁”名号，上谕加一品顶戴。1870年4月2日同治帝赐江自康建威将军并三代正一品封典。1895年４月，因平壤血战有功，朝廷封赏江自康白银2500两。1896年７月，因创伤大发逝世。

　　1838年1月31日【清道光十八年戊戌正月初六】，江自康生于兴国州宣化里（今阳新县陶港镇）黄泥垄村。　　1859年【咸丰九年】，太平天国打到了江自康的家乡。面对满目疮痍，遍地废墟，“人生贵如此，何事郁郁居于此”年过二十的江自康如是说，于是带领族弟自林，自松，自柏，自春，自夏投在附近的湘军仁字营唐仁廉部。

　　1860年，湘军换防，江自康所在的仁字营调拨归绥靖镇霆字营鲍超部下。1861年正月，湘军进攻洋塘，4月，江自康因功上谕以千总补用，赏戴蓝翎【花翎是清王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礼帽上的装饰品，高级的是孔雀翎，低级的是鹖翎，因是蓝色，俗称蓝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并提拔为仁字营中哨哨长。7月，江自康参加江西剿灭太平军的战斗，他的仁字营，担任先锋，为江西全省肃清太平军的叛乱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得到曾国藩的嘉奖。

       1862年正月【同治元年】，江自康率领军队围攻安庆，取得赤岗岭大捷，江自康又立新功，上谕以守备补用赏换二眼花翎。3月，收复青石，太径各县城。十月，上谕免补守备直接以都司补用。一年连升两级，江自康进入了人生的辉煌时期。

　　1864年6月天王洪秀全病死，7月南京沦陷。至此，跨时13年，转战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了。

　　1865年3月，江自康衣锦还乡。8月，为扫清太平军汪海洋部残余，曾国藩又命江自康随军进剿广东嘉应州。江自康马队后营为前锋，因鲍超轻敌首战败之，再战，江自康根据从祖父那里学来的兵法，痛定思痛，周密部署，身先士卒，首先登城，一举攻破，重伤汪海洋，俘虏两万余人。

　　1866年正月，经左宗棠具奏，以副将补用并赏“强勇巴图鲁”【英雄】名号。南方的稳定，使清廷终于有了踹息的时间。4月，曾国藩和江西巡抚刘坤一听鲍超说起江自康英勇杀敌的“光辉业绩”，上奏朝廷赏江自康加总兵衔。　　1867年正月，江自康随鲍超霆字营赴湖北京山【县志和清史稿说是安陆，是错误。—注】西南尹隆河地区剿灭捻军起义中东捻军。11月，湖广总督李鸿章奏请同治皇帝谕旨：军机处记名，遇有总兵缺出，先行提奏，并赏换江自康“萨凌巴图鲁”【英雄神枪手】名号。

　　1868年2月，李鸿章委任江自康带督标亲兵营赴湖南随提督杨鼎勋调用。8月16日捻军全军覆没。

　　1870年4月，李鸿章表彰剿西捻的有功人员，同治皇帝上谕：江自康等人交军机处记名，今后凡有提督空缺，尽先简放。并赐江自康建威将军三代正一品封典。同年，由于江自康的关系，曾祖大琪，祖父光植，父亲明武，追封正一品建威将军。曾祖母冯氏，祖母彭氏，追封一品夫人。母亲钟氏，夫人董氏，朱氏封一品夫人。这下江自康真光宗耀祖，一门四将军，五夫人，既空前可能也绝后。

　　1880年，江自康随鲍超领霆军马队三营驻军滦州。8月24日 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东门内问津行馆设立电报津沪总局。1882年，李鸿章委江自康带淮军仁字副三营驻北塘，归唐仁廉部吴育仁节制。1883年，法人侵犯广东，鲍超本来要调江自康统新五营去广东抗法，李鸿章要江自康保卫京畿，结果没有去成。

　　1886年慈禧皇太后表彰江自康保卫京畿有功，赐袍套佩刀等物。

　　1891年11月，在“东连奉省，西接热河，南靠迁安，北通藩部，方圆数千里”的广大地区，爆发了金丹教起义。江自康就是吴总兵育仁手下的将领，他们平叛的目的地是喜峰口，在喜峰口江自康部俘获3000余人，不忍杀害，全部释放，上谕加一品顶戴。

      1894年朝鲜“东学道”起义，全琫准领导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政府震骇，吁请清政府助剿。6月6、8日清政府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由海路入朝驻牙山。以兵单，7月21日又派江自康率仁字虎勇正副两营赴朝，24日抵牙山。时日军己先于二十三日攻入朝鲜王官，劫持国王，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权。7月23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建立傀儡政权。24日江奉命率仁字虎勇正副两营l 000人抵牙山。25日，日军对清军进行突袭，挑起丰岛海战。当是日，日混成旅团由汉城南下进犯牙山清军时，江再次奉令于27日率队驰抵成欢支援聂士成，并令所部于成欢西南堵截日军来援。29日，成欢失败，随聂士成退至平壤，9月15日，日军犯平壤，与友军防守北门牡丹台一线。日军以元山、朔宁两个支队合力攻牡丹台、玄武门。左宝贵阵亡后，清廷以其守城不利，十月十二日，清廷以“统带仁字营记名提督江自康，驻守城外北山，先自撤队，著撤销前次保案，并摘去顶戴”。但江自康仍坚守鸭绿江防线，10月25日，率队协助聂士成守卫虎山。虎山失守，退守摩天岭一线，阻止进犯辽沈。

　　1895年2月随聂士成入关，防卫畿辅。4月，因平壤血战有功，赏银2500两，5月14日赏还顶戴。

　　1896年7月，因创伤大发逝世。

　　1838年道光戊戌正月初六(公立1月31日)生于陶港镇陶港村黄泥垄。

　　1845年江自康入学读书。

　　1848年道光28年祖父江光植去世。

　　1850年道光30年庚戌六月十二，父亲江明武去世，江自康12岁。

　　1859年咸丰9年，江自康21岁，投奔清军唐仁廉部，赏六品军功。

　　1860年江自康所在部队划归鲍超部管辖。

　　1861年进驻浮塘击溃太平军，4月以千总补用，赏戴蓝翎。

　　1862年1月以守备补用，赏换花翎。10月免补守备以都司补用。

　　1863年6月以游击补用，并加参将衔。

　　1864年6月以参将补用加副将衔，并被委任为霆军马队后营哨官。

　　1865年3月回家省亲，娶夫人董氏，8月归营。

　　1866年1月左宗棠推荐以副将补用赏“强勇巴图鲁”，4月赏加总兵衔。

　　1867年1月李鸿章奏赏加提督衔，并赏换“萨凌巴图鲁”。

　　1868年3月因伤回家休假，9月归队，督李鸿章亲兵营，击河南山东捻军。

　　1869年请假回家娶二夫人朱氏。

　　1870年同治9年4月2日皇上赐江自康建威将军并三代正一品封典。6月大儿子可权出生，8月随李鸿章入陕直隶天津等地。

　　1875年大夫人董氏病故。

　　1879年光绪五年，终于补到了一个实缺——乐亭营都司（正四品）。

　　1880年驻乐亭防俄统领霆字营后队三营。

　　1882年李鸿章委江自康带淮军仁字副三营驻防北塘。

　　1883年准备随鲍超抗法，李鸿章改为命令江自康统领新五营保卫京畿。

　　1886年慈禧皇太后赐江自康袍套佩刀。

　　1887年宁河飓风受灾，江自康捐奉赈灾。

　　1888年光绪14年4月母钟氏去世。回家守孝。7月李鸿章命令江自康在通永镇练马步等营翼长兼统领仁字营副三营。

　　1889年7月生此子可斌。

　　1890年娶妾王氏。

　　1891年代理通永镇总兵，10月赴喜峰口平叛，赏头品顶戴。

　　1894年统领仁字营正副六营及淮军义胜练左营赴朝抗日。

　　1895年1月回国驻北塘。

　　1896年6月枪伤复发，7月18日（公立8月26日辰时）疼痛而死。

       平天国（其中“国”原作“囯”，“天”字的两横上长下短，1851年—1864年）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称号“天王”）所建立的政权，前身为1843年创立之“拜上帝会”。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计存在14年。太平军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一百万人（包括女兵十余万人）。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约两千万人丧生。现代有人估计1850年的中国人口大约有4.1亿人，经过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及回族等起事后，到1873年人口下降至大约3.5亿人。

       太平军即太平天国军队的简称，该称呼特指从1850洪秀全永安建制到1864年天津陷落期间太平天国领导下的农民军队。太平军是贯彻太平天国理想的武器，自始至终与清政府武装及外国势力进行殊死斗争。早期太平军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使清政府正规军队望风披靡，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军纪律及战斗力大不如前，在与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斗争过程中，逐渐处于下风，原因在于太平军精锐多数在战斗中战死，而曾经的信仰也被无情的内讧所破坏，新加入的人素质下降，很多清军士兵在失利后往往加入太平军，更加剧了太平军实力的陨落。

大清朝利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大臣的努力，内患基本扫平，迎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太平的年景，武将享福了。不用枪林弹雨，不用南征北战，不需流血流汗。按江自康的理解，所谓的匹夫，他们的职责应该是：农民多产粮，工人多出产品，战士多打胜仗。一个将军没有了战场，还能干什么？

1870年至1880年这十年间，江自康重点是“四子建设”： 票子，房子，位子，儿子。

江自康枪林弹雨11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空闲。要说江自康也够可怜的，虚名够大，实缺没有。说是建威将军正一品，可手下没有兵，上战场能带的兵只有几百人，最多千把人。说起什么“巴图鲁”，不知道的人，以为是什么大名誉，其实巴图鲁”乃满语baturu的译音。《五体清文鉴》译为“勇”，《清文汇书》译为勇强之勇，勇冠三军之勇，勇为之勇。勇将即baturu haha。但作为赐号之巴图鲁，乃为勇将，能干之意。也可转译为“英雄”。《元史》中有很多“八都儿”、“拔都儿”、“把都儿”、“八都鲁”之记载，此乃巴图鲁之同名异译。在蒙语中大部分作为人名。偶而也有作为赐号出现的。但巴图鲁作为一种赏赐手段，大量赐封将士，则在清朝。 “国朝崇尚武功，锡封世袭至为优渥，其临阵冲锋尚有赐巴图鲁号者。巴图鲁乃清语，犹汉文称能干，谚云好汉也。” 清代作为对作战官员的称号，称为勇员。有两种：一种只称巴图鲁；另一种在巴图鲁上尚加有字样，分为清字勇号如达桑巴图鲁；汉字勇号如劲勇巴图鲁两种。 清初，赐巴图鲁名号并不多，而且赐号者多同时赐谥。从天命迄咸丰二百余年赐号仅三十三人，而且获赠勇号者均为满人，且均为武将，嘉道间始及汉人。咸丰时间有文臣，后来文员增至十二人。 而同治朝以后，赐巴图鲁名号已经太过于冒滥，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清廷先后赏赐巴图鲁名号不下几十人。 并且绝大多数赏赐给汉人，满人仅英翰、者贵二人。后来，获得进行赐谥的只有程学启等数人。此外，洋人毕乃尔也曾获得清朝赐予的勇号。因此，清末学者刘锦藻指出：“虽值多事之秋，宜广酬庸之典。然声名卓著者实屈指可数。” 而且还有换给勇号之说。

虚名在乱世是不值钱的，乱世要有兵，枪把子，这才是本钱。江自康先是湘军，湘军裁减后隶属淮军，与曾国藩，李鸿章都有渊源。湘军淮军都是私人部队，只知有将军，不知有朝廷。据说李鸿章对部下特别关怀，他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他的手下，光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实缺高管就有38个，提督总兵有1300多个。当然这1300多可能就有像江自康这样的记名提督。

不打仗了，闲了。1875年江自康的原配夫人董氏又因病逝世，大儿子可权才5岁，国运不明，前途不顺，痛失亲人，江自康的心情非常苦闷。一个背负盛名而且是虚名的将军能干什么？过去的官不像现在，国家分配房子。象李鸿章这样的高管，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在北京都是没有房子的。李鸿章在自己最后的岁月里，1901年八国联军威逼清朝签订《辛丑条约》时，联军宣布只有北京的贤良寺和庆亲王府为中国领土，李鸿章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就是因为暂住贤良寺。那时官员退休了叫告老还乡，是没有条件也不能在京城居住的。过去所说的故土难移，落叶归根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说法。江自康想，得尽快在老家做一栋房子，以便日后颐养天年。

黄泥垄这个地方是个湖边丘陵地带，土地肥沃就是没有石头。江自康虽说是个记名提督，毕竟还是高干，做个房子总得与身份相符。

2010年3月的一天，笔者来到了现在的陶港镇陶港村这个叫黄泥垄的地方。来这个地方，是因为想了解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感受一个地方的气韵和脉搏，并以此来推断一个人依稀的灵魂。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离阳新并不远且离陶港镇很近的地方竟是如此破败荒凉。从阳新搭4元钱的车到陶港新街，沿村村通小路走一公里，再走坑坑洼洼的田间小泥路500米，就到了江自康的故里。令笔者吃惊的是，满目看到的都是破旧的屋舍。虽然这一带离阳新只有十几公里，但恍惚间，仿佛相差好几个世纪。我们来之前，刚刚下了一场雨，村级公路更显泥泞不堪。在这样的路上行走，我们的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这是春天，和风拂面。满目望去，阳光下一片葱茏。风暖洋洋，麻雀在高高的杨树干上不停地鸣叫，仿佛欢迎陌生人的到来。美好的春景与满眼的破败形成强烈的反差。

       黄泥垄并不大，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全部姓江。当地的居民知道我们是来寻访江自康故里的，热心的赶过来带路，介绍。在江氏祠堂的大门前，高挂着“提督军门”的匾额，祠堂门前的石狮子一边已经没有头了。这里是当年江家的将军府……据说，前几年，还有一个老人知道江自康出生时胎盘埋的确切位置……与湾子一样，现在的祠堂也是破落不堪，江家当年的老宅所在地一片荒凉，祠堂前的放生池，也成为了杂草丛生的野塘。同样遍布村落里的，是当年屋舍的断壁残垣。当年，这里一片繁华堂皇：村里不仅有着江家老宅、池塘，还有大片的土地和祖坟地。现在，除对面山江自康母亲的墓碑能找到外，一切都消失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存在过，就像曾经的一个梦一样。

江自康和他庞大的家族从这一块土地上获取的东西太多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透支太多，似乎自江家发迹的那一天起，这块土地就耗尽了它的所有，变得穷困而麻木了。当地有着“一代做官三代穷”的说法，假如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江自康的老家了。也许，对于这块土地，江自康的确负债累累。不只是过去，还包括现在和将来。

乡民们介绍说，江自康的故居做了十几年，从现在遗址残存的规模和石料看，江自康的故居当有上十亩。遗址的规模应证当年的广阔和气派，石料的打磨和精致应证当年的繁华，可惜这么豪华的房子还没落成，江自康就去世了。他的后代也只住50来年就作为地主被人赶走，房子被当地的贫农分掉。更可惜的是，这么一栋具有清朝高规格的古建筑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意外大火中荡然无存。否则现在凭屋吊人，将是别有一番韵味。

江自康这上十年就这样穿梭在这票子房子位子儿子之间。这期间他随李鸿章督办过陕西军务，办理过天津海防，一直随李公鞍前马后。“功夫不负有心人”，1879年光绪五年，终于补到了一个实缺——乐亭营都司（正四品）

1880年，江自康随鲍超领霆军马队三营驻军滦州（笔者注应该是乐亭，县志有误）。县志和江氏族谱说是抗俄，但史料查不到。滦州乐亭都属现在的唐山市，滦州是“杨三姐告状”出名的地方，乐亭才是个海边城市。在这个地方抗俄可能性应该不大，防俄倒有可能，清史稿《鲍超传》也是说“募军驻乐亭防俄罗斯”，至少在这个地方没有打过仗，否则清史应该有记载。

8月24日 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东门内问津行馆设立电报津沪总局。

1882年，李鸿章委江自康带淮军仁字副三营驻北塘，归唐仁廉部吴育仁节制。

1883年，法人侵犯广东，鲍超本来要调江自康统新五营去广东抗法，李鸿章要江自康保卫京畿，结果没有去成。

1886年慈禧皇太后表彰江自康保卫京畿有功，赐袍套佩刀等物。

江自康这十几年中就是这样过的，作为一个臣子，尽一个人臣的本分，作为一个武将和官僚，该干的干，该捞的也肯定捞。

1887年，江自康驻防宁河。宁河县位于天津市东北部，地处京津唐大城市群中间地带，面向广阔的华北、东北平原，县城芦台镇距天津市区80公里，距北京210公里，距唐山45公里，宁河县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从宝坻县析出始置县。宁河县水资源丰富，县域地处九河下游，地势低平开阔，水系发达，河渠密布。

滦州，乐亭，北塘，宁河都属于现在的京津唐城市群。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地区。

史载，1886年7月21日天津地区接连大雨数日，河水盛涨。二十五日南运河芥园堤决，城东浮桥口、闸口、洋货街一带水深一、二尺。是年 清政府赈恤天津县灾民163000余人，用粮17000余石、银10000余两、钱59000余串、棉衣2400余件。

1887年7月，宁河县飓风，十几万人流离失所。

1887年9月 ，黄河在郑州下讯十堡处决口，至死人数90——200万人。

面对流离失所的灾民，那时也象现在一样，出动部队救灾。用部队救灾一是为了救人，抢物，防止扩大损失，因为部队机动性强，二是为了维护秩序防止骚乱。江自康这支正规军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就成了防洪突击队。

接到命令开赴灾区时，江自康眼见灾区平地水深数尺，沿河田地房屋，全被洪水淹没，死者不计其数；幸存者露宿荒郊野外，衣食无着。宁河县的饥民，成群结队带着饭箩，齐到县衙要求救济。由于人多势众，当局处理不当，秩序紊乱，大堂之外的栏杆被挤垮，衙里的门窗桌椅被打毁。宁河知县在这种形势下，要求派兵强力镇压，下令抓人，眼看严重事态一触即发。在这种严峻局势面前，江自康谨遵古人遗训：“饥民生事，非平时之比，固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反对用武力，力主用“抚慰”。他亲自乘坐一条小船，前往灾区劝解，讯问被抓捕的灾民。除为首的依法惩治外，其余的人一律无罪释放。一场重大风波，不用一兵一卒，很快得到平息。人民群众口服心服，呼之为“江青天”。

灾民聚众闹灾，根源于衣食无着，求生不得。江自康根据自己家乡受灾的经验由此进一步认识到，要求社会安定，首先需要安定民生。为此，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解决民生问题。

       首先是做好赈灾济困工作，解决穷苦人民最急迫、最起码的生存问题。宁河周围都是华北平原，虽然是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由于大水成灾，人们依以维生的粮食、柴火、房屋多被洪水卷走。许多人家变得赤贫如洗。如何使这些穷苦人能生存下去赈灾济困，自然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李鸿章把救灾重担交给了江自康。他为了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得到及时救济，在赈灾工作上做了大胆的改革：一是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赈灾过程中的贪污舞弊，务使国家发放的赈灾物资，公平发放到最需救济的贫苦人手中；二是以身作则，号召各级官员，慷慨解囊，捐款救灾，江自康带头捐两个月薪俸；三是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说明济贫与保富的密切关系，恳劝他们各尽所能，大力捐助，务使嗷嗷待哺的灾民都能得到及时救助。

其次是动员和组织灾民生产自救。江自康在动员各方力量投入救灾济困的同时，积极动员灾民生产自救，号召在秋冬季节，凡是可以种植的田地，均要及时补种。那些长期被淹的田地，劝导农民想方设法，抽干积水，围田抢种各种冬季作物，以求解决来年春荒。此外，还特设“抵押贷款”，让灾民把牛作为抵押，换取钱粮种子，解决当前急需。这对于穷苦人民来说，是又一项德政。

1888年，李鸿章见江自康把宁河治理得井井有条。委江自康署通永镇练军马步营翼长，兼统领仁字副三营。临行，宁河渔民赠“普泽均沾”匾额与“万民伞”，感谢江自康抗灾以来对他们的关心。

3月，江自康母钟氏夫人逝世，江自康回家守孝。此时江自康将军府才做一人高，江自康深感速度太慢，大发雷霆。

1889年7月，生次子可斌。

1890年1月娶妾王氏。

1891年李鸿章命江自康疏浚宝坻县咸河（没有找到宝坻有叫咸河的资料天津地方志也没有记载故存疑），江自康又干起了工程兵的活。

8月，李鸿章命江自康代理通永总镇（即代理总兵）。

纵观江自康这五年的经历，这个出身农家的儿子，打仗虽然勇敢杀人无数，但面对同胞身受的灾难，还是富有同情心的，因此我称他“我本善人”。

1891年11月，在“东连奉省，西接热河，南靠迁安，北通藩部，方圆数千里”的广大地区，爆发了金丹教起义。

关于这次起义，史学界至今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在辽西地区推向高潮的一次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可2005年第六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作者汤开建，张彧认为；这不是起义，而是蒙、汉民族间的一次血腥仇杀。不管是什么，但清朝出动了上十万大军平叛，光总兵以上的就有，提督叶志超，盛京将军裕禄，总兵聂士成，左宝贵，吴育仁，潘万才，邓崇义等上十人。江自康就是吴育仁手下的将领，他们平叛的目的地是喜峰口。

喜峰口在河北承德市迁西县北部，长城脚下。据历史记载，喜峰口古称古兰径，宋、辽、金时称松亭关，是明代长城中的名关之一。

喜峰口是长城在冷口和古北口的交通要害。传说在元朝末年，有父子战乱分离，却在这里意外相逢，相拥大笑而死，当地人把他们安葬在那里，于是关口取名“喜逢口”，后来叫成了喜峰口。

在当时直隶省热河道承德府所辖平泉（州）、朝阳、建昌、赤峰等地及其毗邻地区（尤其是东部连接奉天的地区），会门众多。见诸于史料记载者主要有金丹、在理等教。金丹教又称金丹道、武圣道、学好教，系从南边传入。

据戚其章等编《晚清教案记事》记载，金丹教起义的基本口号，是仇杀蒙古、仇杀天主教。热河一带蒙汉杂处，民族矛盾尖锐。蒙古王公占有大量土地，重租盘剥当地及来自关内直隶、山东等地的汉民，并且仗势霸占山林，禁止汉人进山砍柴割草。汉人迫于生计，偶尔违反禁令，轻则受鞭挞辱骂，重则遭非人酷刑。蒙古王公将进山者衣服剥光，令其匍伏在地，然后将碗口粗的小树砍去枝梢，削尖顶端，弯俯于人之肛门处，利用小树之弹性，“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金丹教首领齐保山之胞弟胞侄“在黑山私砍柴草，先后被蒙古旗拿获惩办身死。”另一名首领潘岳林，也“因砍伐山木，素与蒙古积有嫌怨。”敖汉旗贝子“自得昭乌达十一旗盟长之后，租课屡增，又纵其子色二爷、喇嘛四爷借势横行，讹索奸淫，拷打杀害，无恶不作。受累者不敢告官伸理，怀恨甚深，欲图报复泄忿。”热河地方官也很腐败。都统德福“本一武夫，不识汉字”，为昏庸之辈。承德知府启绍“诞妄浮夸，贪婪夙著，恃己为都统信任，上凌其该管道员，下横索于所属州县，核计赃款累万盈千，厉民之事不一而足。”１８９０年直隶水灾，大批难民逃至口外，生计无着。１８９１年热河春旱夏涝，入秋后“淫雨为灾，田亩颗粒无收，小民环求赈抚，启绍虑报灾之后不便再肆诛求，因以热河向列无灾，怂恿德福讳匿不报。小民无衣无食，僵仆道途，而其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者如故。”在此情况下，“穷民自揣已无生路，不得不铤而走险，犹冀少缓须臾也。”

金丹教起义，热河大地为之震动。“旬日之间，各股响应，聚众数万人”。１１月１６日，热河都统德福获悉贝子府被焚后，急忙派协领文桂等率官兵六百余人星夜驰往朝阳、建昌，同时飞咨盛京将军裕禄、直隶提督叶志超设法堵缉，并饬卓索图、昭乌达两盟旗及各州县营汛乡社“不分畛域，一体兜拿，务期尽绝根株，毋留余孽”。面对四处告急之危局，德福深感兵力不足，“鞭长莫及，实难分援。”清廷下令将热河道台廷雍、承德知府启绍革职，命李鸿章统筹全局，从直隶、奉天“派得力将弁统带练军速往援剿，以期一鼓歼除”。同时命户部拨银５万两充作军费，并由神机营调拨２，０００斤火药解送热河。李鸿章先派副将夏青訟，总兵刘运昌、叶玉标、杨元升等选派马步练军，分出石门、喜峰口。适值提督叶志超巡阅古北口，李鸿章命其亲督驻古北口练军韩照琦部就近驰往平泉。并令宣化镇总兵王可升酌调练军马队赴多伦、赤峰相机防堵。后见义军声势浩大，李鸿章续派总兵潘万才率马队两营、提督聂士成率步队四营合力会剿。又饬通永镇总兵吴育仁，翼长江自康带北塘防营，总兵曾腾芳带练军中营，由喜峰口、汤道河进驻平泉、建昌扼扎堵截。为保护热河园庭重地，又派总兵邓崇义带直字两营，副将任永清带亲军马队径赴热河，并派副将吕本元率盛军飞骑马队５营驰赴前敌，以厚兵力。盛京将军裕禄一面派聂桂林、耿凤鸣部由锦义二州进击朝阳，一面派张永清部在库伦、彰武台、新立屯一线堵缉。李鸿章采取“各路兵勇合力兜击”、“孤其党而分其势”的策略，对义军实行四面围堵追剿。叶志超部于１１月２４日抵平泉，先在三十家子击散在理教义军，进而保援建昌，进剿朝阳。２８日，韩照琦部在五官营子获胜后，平泉、建昌一带的义军陷入困境。叶志超坐镇平泉，居中指挥，四面策应。并将官军分成两路：一路由建昌向东北方向朝阳一带节节攻打；另一路向西北方向兜剿。义军先后在榆树林、叶柏寿、毛家窝铺、下长皋、贝子府、翁牛特旗、乌丹城战败。叶志超在分路追剿的同时，还刊印告示到处张贴，以攻心战瓦解义军。奉军各部先在朝北营子、照树沟、石佛沟获胜，１１月２１日进抵朝阳后，又在八角山、桃花吐、老崖沟、朱力各歹、大庙、贝子府、兴隆洼、小八沟、黑城子、大幛子、开太庙、鄂尔土板等地战败义军，尔后向朝阳以东以北分兵两路会合夹攻。至１２月，金丹教起义终被官军各个击破而最后失败。

 史载此次金丹教起义，被屠杀的义军战士达２万余人。在这次大的会战中，江自康所率的北塘马队，俘获起义教众3000余人，按律本该当斩。但江自康哀怜这些人也是被生活所迫，尽力为他们开脱，一面向上司禀报案情，一面对教民进行教化，最终使这些人保住了性命。   

江自康作为一个武将，面对几千生命，不求战功，不图升官发财，能哀生民之艰难，拳拳恻隐之心，实属难得。

1894年光绪20年甲午4月，朝鲜全罗道东学党魁崔时亨等聚众叛乱，当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帮助镇压时，李鸿章听信了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只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2500人赴朝。与此同时，日本却派出8000人的精锐之师赶赴朝鲜。

在此之前，日本就为日本兵伐朝鲜的“师出有名”埋下了套子——这样的苦果是李鸿章亲自酿成的。那一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赴天津，与李鸿章签署《天津条约》。当时，年轻的伊藤谦逊低调，而李中堂则倨傲自大，一派颐指气使。在日本的争取之下，《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都可出兵，但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李鸿章向朝鲜派兵时通知了日方，而日本派出大批虎狼之师时，并没同李鸿章打一声招呼。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挑起战争。

李鸿章实在不想打这一场战争，这当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李鸿章明白，年底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兴致勃勃地想兴办一次盛大的庆典，迷信的西太后不想被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搅局，想讨一个吉祥。二是清国国力羸弱，国民经济也在刚刚恢复之中。对日战争，从李鸿章把握的情况来看，丝毫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胜利的可能性。李鸿章想把战局再推后几年，在他看来，这一场战斗纯属无把握之战，他不愿在这样的战斗中，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实力。三是李鸿章深知，假如要开战，充当主力的，也只会是自己的淮军和北洋水师，那些政敌们只会“坐山观虎斗”，李鸿章可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过早消耗。

　李鸿章不想打，但清国另外一些人却一心想打这场战争。这当中的重要代表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主要是光绪与他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禾。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假如日本人真的敢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西洋人窝囊气的机会。光绪是为了心中的激奋，也是为了大清国的自尊。至于翁同禾，除了爱国热情以及书生意气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作为李鸿章的对头，他才不愿意看着李鸿章拼命地武装自己的部队，积极争取俸禄却不打仗。在翁同禾看来，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现在，无论怎么样，都应该来看看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到底是骡子还是马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与和就是这样布满着非理性。战与和，在表面的堂皇下面，总是有潜流与阴谋，在更多情况下，它是政治势力的干预，而不是真正的需要。于是，屡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从时间与地点上，战与和往往南辕北辙，在不该战的时候战，在不该和的时候和。一个在错误的时机下所诞生的正确决定，最终也无可奈何地变成错误。

6月11日日本又派兵3万赴韩，成大兵压境之势。

7月21日，李鸿章鉴于朝鲜的局势和国内的压力，决定派大同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六营，，并雇三艘英商船“爱仁，飞琼，高升”分载江自康仁字营及北塘防兵两营增援牙山。

22日，江自康率所部至牙山，下午，江自康驰往成欢，查看地势。成欢距牙山西北四十里，水原、振威在其前，为汉城往公州要道，拟驻师防守。

25日北洋海军“高升 ，广乙”两舰护送“爱仁，飞琼”登陆牙山后，由队长方伯谦率领返航。驶抵朝鲜丰岛，遭遇日舰“吉野，高千穗，浪速”。7时25分，日方领队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击沉 “高升广乙”，史称“丰岛海战”。

 26日，聂士成率部驻成欢迎敌。又派江自康率仁字营驰成欢支援。以下两段是聂士成《东征日记》所载：

26日辰刻，叶军门驰至，问战守计。告以“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 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也。”叶军门从之，即率所部叶玉标等五百人往。下午，探报稷山有敌骑出没，乃登山望倭军，见马 步大队驻振威，众约二三万，军容甚盛。我军马步不满二千，众寡悬殊，颇为顾虑。驰归。晚餐，于光（火斤）来谒，称探得倭于今夜分两股，一来袭成欢官军，一截往公州去路。即传令各营皆饱食以待。成欢距振 威三十里，西南有高山，遥对振威来路。前行十余里，有河桥为必经之道。东有小山，草深林密。东南一山，下有小径通稷山、公州。即令哨长尹得胜带炮队驻扎西南山顶，见敌过轰击之。令帮带冯义和带精锐三 百伏河旁林际，敌半渡即出击。令哨官徐照德率百人伏山侧，并在山顶了望，何方有警，即悬灯为号。令帮 带聂鹏程领兵四哨伏大道西沟畔，营弁魏家训领五百人为接应。令翼长江自康率仁字营扼敌趋牙山路。令武备 学生周宪章、于光(火斤)等带健卒数十伏振威趋稷山道侧。营弁许兆贵率四百人扎成欢东角为声援。部署毕，慷慨誓师。众感奋，皆愿决一死战。

27日，五更时，倭前队果渡河桥，我军骤放排枪，毙敌数十。时夜色苍茫，敌猝遇伏，遽引退，桥小人众，挤拥坠水溺死甚众。我军逐之。敌设旱雷于后防追军，遽退，误触雷机，轰毙无数。我军少，不敢穷追。迨天明，敌后队蜂拥至道口，与我军开枪互击。不虞尹得胜在山巅迭发大炮，残敌甚多。正在得手， 敌复翻山越岭，分道包抄，我军人自为战，莫不以一当十。自寅至辰，枪炮之声不绝，死伤积野，血流成渠，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我军四面受敌，犹复决命争首，抢占山头，轰击不辍。时驰骤枪林雨弹中，往来策应，见军火垂尽，不得已率众溃围而出，至天安，与叶军门会，请军门先驰往公州，自为断后，一路 招集残卒，晚宿广亭。是役，我军多埋伏地中，从暗击明，故死伤仅百余人，哨官吴天培、卫汝贵、学生周宪章、于光(火斤)等皆力战捐躯。敌兵死伤千余，经此大创，遂不敢追。

牙山成欢小捷后，聂士成江自康部鉴于兵力较少，准备退往公州与叶志超会合，而此时叶志超见成欢已失，便放弃了公州。两部队遂各自绕朝鲜东海岸北归平壤。徒中，发报机损坏与内地失去联系。

8月23日，28日叶志超聂士成先后到朝鲜。收拾各部得驻朝总兵力1·4万人。此次战役江自康沉着应战，指挥得体，首战告捷，清廷赏穿黄马褂。

8月31日，朝廷正式电旨“叶志超为三军统帅”。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3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战斗在3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日军第九混成旅团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崑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

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中日甲午战中清军在朝鲜平壤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1894年(光绪二十年)  9月15日进行，守卫平壤城北玄武门的清军将领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和记名提督江自康，计2900人。进攻的日军为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所属朔宁、元山两个支队，约7800余人。9月13日，日军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少将率部到达牡丹台附近的国主岘高地。14日朔宁、元山两支队均抵达指定位置。15日凌晨元山、朔宁两支队分别炮击清军堡垒，清军立即还击，锐不可当。立见尚文改为左右翼沿大同江北岸丘陵前进，分别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东、中垒。守卫外重堡垒之东清军奋勇搏战，展开肉搏，全部战死于阵地。7时30分外重堡垒之东垒被日军占领。8时许内重堡垒也经过激战失守。同时外重西垒亦失，随之日军分三队从东、北、西合击牡丹台清军。日军先行炮击，掩护步兵进攻。清军在左宝贵指挥下凭险拒守，以速射炮还击，日军伤亡惨重，无法前进。突然日军3发榴霰弹击中牡丹台，堡垒胸墙塌毁，速射炮炸坏，士兵伤亡甚多，日军乘势蚁附登城，清军虽誓死拼战，已无济于事，牡丹台堡垒于8时30分陷落，清军退至玄武门。日军随后进击，清军拼死抵抗，击退日军3次进攻。日军榴霰弹击中玄武门城楼，城墙、城门被毁，左宝贵不幸阵亡。江自康率军仍然顽强抵抗，左腿也负重伤。日本虽占领了玄武门，却无法突进内门。午后一时许，清军先后两次自七星门冲出，拟与日军肉搏，均遭炮击撤回。清军官兵作战始终英勇顽强，终因兵力单薄，弹药用尽，牺牲巨大而撤至九连城。

其三为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日军退回驻地。清军统帅（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250公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叶志超自知罪责难逃，于是诬陷江自康没有救援，先行撤退等，致使江自康被摘顶戴。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至11月22日。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9月16日平壤陷落，17日日舰在黄海海面袭击清军北洋舰队，并掌握了黄海、渤海制海权，并由海陆两线直逼中国国门，虎视辽宁。与朝鲜隔江相望的宽甸虎山要塞，便成为敌攻我守的重要战场之一。

9月，为加强鸭绿江防线，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受命率镇边军驰赴九连城与宋庆合作，联络各军，策划防御。

10月10日、13日，宋庆和依克唐阿先后率军到达虎山一线，商讨了兵力配置。10月下旬集中在虎山附近鸭绿江右岸的清军兵力共达80营，2万3千人。防线以九连城为中心，左翼由依克唐阿指挥，分两个阵地：一为大安平河口、古楼子、大蒲石河一带，由倭恒额齐字练军马步6营1500人驻守；二为东阳河、苏甸及长甸河口一带，由依克唐阿自率镇边马步13营4000余人屯扎。另有聂士成所率芦榆军6营2000余人在虎山至栗子园一带听令。右翼至大东沟，由江自康防守，并修筑堡垒、炮台防守。

10月20日，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指挥第一军5万人为右翼，抵达虎山对岸朝鲜义州朝鲜义州扎寨。24日，清军前线统领宋庆深知日军进攻在即，亲率聂士成、江自康，宋德胜登临虎山实地察看。宋庆传喻诸将，“有能守此险要者受上赏”。江自康自甘奋勇，率4营千余名壮勇，载5寸口径钢炮2门，据山防守，扼控江面，慎防日军偷渡。同时，宋庆又派总兵聂士成率所部驻扎栗子园，为策应援助之军，与马部形成犄角之势，上下呼应。

10月24日，日军第五师团野津道贯先派一部分兵力攻安平河口，声东击西，迷惑并牵制清军，其进攻实力却在夺取虎山一线。双方隔江展开炮战，战斗进行一小时后，清军调来马队一营，向登岸日军发起冲锋，欲将其赶下江去，但因伤亡过重而失败。日军蜂拥过江；倭恒额率残部退至安平沟，清军所设鸭绿江防线，就这样被日军打开缺口，转而从左翼向虎山阵地推进。

当佐藤联队涉水向安平河口进攻时，日军大队正竭力筹备架桥材料，准备当趁黑夜在义州与虎山之间的江上架设浮桥，以图迅速进攻清军阵地。　　

日军浮桥架成后，又派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率一部兵力为右翼，当日凌晨4时由桥上渡江与先期渡江的日军向右迂回，抢占虎山东方高地；另派第三师团桂太郎，率师团本部于6时越过浮桥，从正面各虎山阵地发起进攻。日军炮兵也用12厘米加农炮，从朝鲜义州“统军亭”附近，隔江以排炮向虎山清军阵地猛烈轰击，枪炮齐鸣，震撼山谷，炮火异常激烈。面对来势凶猛的日军，江自康、聂士成镇定自若，指挥应战。战斗一打响，江自康召集部下将领宣誓：“吾乃一介武夫，沫三朝深恩，寄以重任难酬万一。诸军先挫于牙山，后败于平壤，已损国威。幸蒙圣恩贷诛，为臣这应当知感。今日会战，誓死报国。所有带伤及老幼疾孤者，概给获照归家。”众皆感泣，不忍相离。江自康身先士卒，与日军冲杀格斗，奋勇抵抗。激战一小时，发快炮180余发，毙伤日军富兰三造大佐以下10余名。此外，因浮桥狭窄，抢渡日军挤掉江里淹死甚多。7时许，大迫尚敏指挥右翼日军，抢占了虎山东面高地，从背侧向清军发起进攻。清军腹背受敌，形势危急，宋庆派马玉坤、宋德胜率清军2000余人，渡瑷河前来增援，与江自康部一起抵抗日军。这时在义州“统军亭”督战的山县有朋见清军派出援军，立即令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队组成左路队渡过浮桥，在炮火掩护下，绕至虎山两侧，截击支援的清军。清军各炮台也用野炮还击，炮声轰驰，声震数十里，战斗更加激烈。

日军截断宋庆援军后，马玉坤、宋德胜被迫向栗子园撤退。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江自康和聂士成退守山下，顽强抗击从右翼及正面发起冲锋的日军。战斗中，江自康与部下宣誓：“今日会战，誓死报国”。江自康身穿黄马褂，一马当先，受伤20余处，坐骑两度被击毙，仍坚持裹伤奋战；但援兵不至，江自康率残部数百人不得已只好放弃虎山阵地，渡瑷河西撤。上午11时，日军占领虎山。督战的宋庆见江自康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伤痕累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上书朝廷为江自康申雪，并令其扼守摩天岭。　　　

中日两军虎山之战伤亡惨重，据日方公布，日军死伤将卒105人。清军战场遗尸达500余具，清军各种武器及军用物资损失也极严重，其中大炮78门，步枪4400支。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

第三阶段 ，从1894年11月22日至1895年4月17日。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

      然而，一场惨烈的战斗并不足以改变一个积弱已久的国家，甚至无法扭转一场在实力上不处下风的战争，1895年2月17日，日军攻克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

旅顺大连失守后，至此，整个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江自康奉命回到北塘防卫京畿。

1895年4月，鉴于江自康在虎山之战的功劳，赏银2500两，5月14日，赏还顶戴。

1896年7月18日，江自康创伤大发，不治身亡。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江自康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期。战败的将军，残缺的肢体，不愈的伤口，难忍的疼痛，江自康只好借酒止疼和浇愁。一天，江自康喝多了，夫人用醋和咸姜片为他解酒，江自康借着酒意，作诗一首：

半壶老醋，

　　两片咸姜，

　　粗茶淡饭布衣裳，

　　腹内尚存一副心肝，

　　体上还余几载时光？

　　春红，

　　夏绿，

　　秋黄，

　　冬霜，

　　兵戈裹身，

　　马奔疆场。

　　志未酬，

　　愿难偿，

　　听到的是：将士呻吟悲声哀，

　　闻到的是：烽火硝烟掳戎装。

　　看到的是：家乡父老饥断肠，

　　得来的是：为他人做嫁衣妆。

想想这江自康也真可怜的，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身上的伤疤大小几十处，无数次死里逃生，到死也没有补到一个总兵的实缺。要怪也只能怪这个社会，江自康生不逢时，活在了一个混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分不清真假，断不清好坏；有些人得到了太多，有些人却一无所有；有些人可以巧取豪夺，有些人却被吸尽膏脂；有些人踏在众生之巅；有些人却被压断脊梁；有些人享受了世界；多数人却被打成了奴才。

没当过总兵不要紧，但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以成败论英雄。没有这个实职意味着青史不能留名，所以江自康在《清史稿》没有传，整个《清史稿》就只有《左宝贵传》有一句江自康的介绍。

据江氏族谱记载：江自康创伤发炎临死之时，疼痛难忍，妻妾儿媳孙等，日侍汤药。江自康念念不忘的不是家事而是国难，遗憾的是今后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国家了。一想到自己的将军梦就要成为过眼云烟，江自康泪如雨下。“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跃马行”。戚继光的这首诗不就是江自康的写照吗？“u2018英雄莫问出处u2019,明代杨基说的这句话为什么对我就没有用？难道王侯将相果真有种？”江自康反复询问自己。实职是金，虚职是铜，铜的体积再大也不如金的价值高。记名提督，实缺都司，从一品与正四品的巨大落差，这天下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江自康和他的族人不都是追求自己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吗？时至今日江自康的老屋黄泥垄祠堂里的“提督军门”匾额还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家族昔日的辉煌。一瓢水便具四海水味，千江月总是一轮月晖。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江自康远去了，这个家族也没落了。燃烧过后长满衰草的将军府，祠堂门上发暗和模糊的匾额，多次被盗的坟墓，正在记录着历史的过去和未来。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写江自康，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缺乏史料的记载。为了忠实历史，防止以讹传讹，我们只有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楚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那么写一个没有多少历史记载的历史人物那就难上加难。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因此我们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只有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先入为主，抱着客观公正情感以及忠于史实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就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