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民国27年(1938年)夏任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诸暨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牌头区队长兼民教馆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训练抗日自卫武装土枪队，使牌头区民众抗日组织得到很大发展。

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牌头区委宣传委员、统战部长。他曾为掩护上级组织联络的人员而被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在金华集中营里遭严刑拷打，始终坚强不屈。

民国32年受组织派遣，进入国民党绍兴县军政部门，任县府秘书、县青年反敌行动队副队长，开展抗日锄奸、出击敌伪据点等活动。次年被浙江省政府通缉，撤回诸北抗日游击区，参加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先后任诸北办事处副主任兼行动大队长、《时事简讯》社社长兼总编辑、漓渚区区长、民兵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职。民国34年9月，新四军金萧支队奉命北撤，虞键留下坚持根据地的工作及安置善后事宜。民国35年4月虞键因病赴上海治疗，经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委员李士豪和曾伟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协助上海市组织的恢复工作。

民国36年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成立，虞键任市党部组织干事，不久担任组织部领导工作。他以全部精力投入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的斗争，开展组织、宣传、策反工作，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农工党在知识分子、工人、青年中发展了大批党员。他亲自编印市党部刊物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品，组织党员对上海和浙江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规劝起义工作。他通过农工党与中共的关系，为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浙东游击队和中共上海组织接上关系，重建会稽山人民武装。他还担任浙东游击队金萧支队驻沪办事处主任，为部队购买武器、药品、通讯器材，掩护部队来沪人员。为支援部队，他安排动员200多位农工党党员和进步青年、技术人员到浙东参加游击队。民国37年起，虞键先后担任农工党上海市党部的代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领导上海农工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他还担任农工党华东局委员，经常前往浙江、江苏指导工作。他贯彻农工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共的统战政策，在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中做团结工作，建树了友谊和威信。他与中共党员吴克坚保持密切联系，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他经王炳南介绍，与苏联驻华大使馆联合搞情报通讯，在解放战争期间，帮助中共开辟联络通道。

虞键原为浙东四明山游击区属下的金肖支队政工人员。当时，虞因病奉命来沪治病。治病中，在上海市地下党的领导下，他仍进行大量的革命工作，包括策反、统战以及吸收进步青年入党和输送积极分子到浙东四明山游击区等等。为了掩护和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他参加了民主党派——农工民主党。他是浙江诸暨人，高高的个子，精力充沛，对人无比亲切，分析能力极强。我与他初识，是由复旦同学和知友尹宗伦同志介绍的。尹已是在他领导下建立的一个党小组成员。尹先我毕业，已在上海海昌洋行(益民食品公司前身担任化验员)。记得这是在1948年上半年，由尹陪同，虞键到了我寄住的虹口塘沽路上海京沪医院(我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被捕过并受了重伤。在白色恐怖下，与我相识的这家医院院长朱桓同情我的处境，我就躲在这家医院)。

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得很亲切。他直白地对我说：“宗伦已把你的情况介绍了。你认识张丽君吗？”我说：“认识。她的未婚夫是复旦同学”。他继而对我说：“他们期望到解放区去。经过研究、考虑，我们决定把他们输送到浙东四明山根据地。但尹与他同事，不能出面。我们想请你出面。我说：“当然可以”。

过了几天，张丽君和他的未婚夫果然到了我暂住的京沪医院。同行还有—位穿着国民党军服、个子矮矮的(名字忘记了)同志，一起由我陪同去北火车站把他们送走。我相信，当时张丽君一定以为我是名副其实的把他们送往四明山游击区的策划者。

虽然到了四明山，他们就知道底细了。而我完成了任务后，就—直没有与他们联系过。新中国成立后，大约是1952年吧，我获悉张丽君已是全国人大代表。后来从尹那里知道，解放后张丽君因是科技人员，组织上把他们调往东北鞍钢，担任鞍钢副总工程师和党委副书记，但我仍未同他们联系过。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为此背了“黑锅”，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造反派诬我是“大特务” 。我一时想不通，就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因抢救及时，过了7天才醒过来，一条命总算保住了，险哉。后来才知道，尹宗伦同志也因此受到迫害，当时曾吞了大头针自杀。

历史就是这样被歪曲，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这—大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其实在“文革”中期，这一冤案已经可以解脱了。当时我在奉贤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劳动，“鞍钢”来了两位工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为张丽君出证明。我一听就冒火了：“我出什么证明，不出，她为什么乱说？”这两位工宣队员很讲究政策。“不要冒火嘛！请你原谅她。她也没有办法。造反派己把她的臀部都被打烂了” 。他们说：“你想想—位女同志怎能经受得起呀？”我一听，二话不说就点头含泪为她出了证明。这二位工宣队还负责地对我说：“我们会转告你们单位为你平反。”话虽如此，我的平反还是被单位挂了起来。

当年送走张丽君后，在我暂住的京沪医院四楼宿舍中，虞键曾与我长谈过数次，主要是启发我入党的问题，他很了解我参加“学运”的情况，并了解我被捕后在狱中的表现。我告诉他，我是参加“同济”学运被捕的，当时一起被捕的复旦同学有男生13人、女生5人。是在黎明前，在凄厉地鸣叫着的警声中被用飞行堡垒警车押解到卢湾看守所。我们人尚未押到被捕同学的姓名已被报给警局了。到看守所被收押后，男女同学分押在二间囚室中，我们13位男生囚于一室。我们毫不恐惧，在囚室中高唱着跌到算什么？等革命歌曲。记得隔壁囚室中的狱友听到歌声拍着墙壁问道：“你们是谁？”我们回答：“复旦学生” 。他们齐声答曰：“有种，好样的”。并告诉我们：“他们是申九罢工工人” 。

在狱中，我们被拘留了7天，后来由校长具保获释。7天中我受审了一次，因为我坚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站在两旁的便衣警察彪形大汉就对我重重地打了耳光，审完回囚室时，面颊浮肿得不成人样。

记得有一次虞键了解到为了播送“革命种子” ，我在假期中与“复旦八婺同学”一起回乡办补习学校，他主动地写信给当时的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请他资助经费。

虞键同意我入党(后来知道这—决定，连尹都未及时传达)后，尚未履行手续时，一天尹宗伦来看我，轻声对我说，老虞被捕了，不久又获知老虞被活埋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就为虞键烈士举行了一次追悼会，方知他是1949年5月21日在宋公园被活埋的。从此我就把对他的革命友情永远地埋在心里。

60年来，度过了多少次清明节，每年的清明节，只要有空，我总是去龙华烈士纪念馆，向烈士们献上一束鲜花，在他们的遗像前伫立、仰望。有时因时间匆忙来不及进去，也会在纪念馆前面绿茵茵的草地上徘徊一下，以寄托对虞键等烈士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