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中华民国政府主席。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反割让台湾斗争，加入兴中会；同盟会成立时率会加盟。领导九江起义，派兵援鄂、皖，稳定革命大局。1932年任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 (1868年1月18日—1943年8月1日），中国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国民政府临时参议院院长。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

原名林天波，字子超，号长仁，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虎洞老樵、啸余庐主人。福建 闽侯县尚干镇人。1877年入学读书。1881年进鹤岭英华书院。1883年考入台湾中西学堂电科。1902年去上海海关供职。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先后入美国 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林森幼居福州，入英华学堂，因反清被开除，后参加反割让台湾斗争，并加入兴中会；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率会加盟。辛亥革命中，领导九江起义，并促海军反正，派兵援鄂、皖，稳定革命大局，被举为民国开国参议院议长。参与二次革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孙中山委托主持美洲党务；又创办飞行学校，被孙中山誉为"领袖支部"。1916年回国仍主参议院，旋率众南下护法，在南方军政府担任外交部长，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1922年底任福建省长，3个月后返粤，任建设部长等职，后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常务委员、海外部部长，因参与"西山会议"受警告处分，继主中山陵建设。1927年起任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委、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31年，改任立法院长、代理国府主席。翌年元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张团结抗日。1943年5月接见外国使节，发生车祸中风不起，同年8月1日卒于重庆。

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了14年之久的“西化”教育，林森并没有被基督教化，而是从中吸收了中西文化的精华营养，在他心中滋生了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1887年，林森在鹤龄英华书院肄业，在他面前有几种人生选择：一是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当传教士；二是到海关或洋行工作；三是参加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但是林森志不在这些方面，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海外，要去探索更多的知识，寻求祖国富强的道路。于是他渡海投考了台湾的西学堂。

台湾成为林森成年后社会生活及革命活动的起点，台湾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10多年最宝贵的青壮年时代，因此他对台湾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时台湾巡抚刘铭传大力进行台湾的开发建设，积极推行富强新政，修铁路、开煤矿、设电报、开办新式学堂等等改革举措，决心把台湾建成“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正是这些新鲜事物，吸引了林森的目光。当1887年台湾西学堂开办时，他就欣然前往求学。西学堂的开办，是近代科技教育的一个创举。学堂既有西方教师教授科学技术，同时又有中国老师，讲授中国经史文字。因此这几年的学习，培养了林森学贯中西、文理兼同的知识结构。

1890年，林森又考进了新设立的台湾电报学堂，这是因为受“科技救国”思想的影响。1891年毕业，林森进入台北电报局工作。由于他待人诚恳、为人稳重、办事认真、勤奋踏实，再加上他接受了多年中西教育，英语基础好，业务能力强，因此受到上司的赞赏和同事的肯定。林森十分敬业，这一年他回家与从小与他订婚的郑氏完婚，结婚后感情很好。但他在婚后三天就回去上班。新婚夫妻只有在假日才能团聚，当时闽台之间交通便捷，汽艇一日可达。可惜郑夫人体弱多病，婚后三年就病逝了。此后林森终身未娶，过着单身生活。后来他三弟的儿子林京过继给他当嗣子。

甲午战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割让宝岛台湾给日本，这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的抗议。具有爱国热情的林森也投入到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中。1895年5月清政府驻台机构开始撤往福建，林森任职的台北电报局也在撤退之列。但是林森没有随着撤退福建，而是留了下来，参加斗争。林森投奔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这是一支有名的抗日部队。1895年秋林森回到福建，“他奔走于沪、粤及日本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并与中山先生联系。”积极从事反清抗日的革命活动。由于他的革命行动，林森被清政府当局作为“乱党”通缉。

1898年秋林森又一次来到第二故乡台湾，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因为精通英语、又会讲闽南话，口才又好，因此被台南法院嘉义分部录取为通译。他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保护抗日志士。在法院遇到抗日志士被捕、受日本人审讯时，作为翻译的他，就尽量避重就轻地翻译，当台湾同胞吃官司时，林森也向着自己的同胞。由此而来林森赢得了同胞们的信赖。他们也帮助林森，有一次林森奉孙中山之命要回福建从事革命活动，但手上没有路费，正在发愁。当地台胞知道后，立即拿出50块钱资助，林森只要了30块。为了让林森平安成行，这位台胞特意到码头送行，使林森十分感动。由于林森在台湾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当地人十分缅怀他，林森逝世后，1947年嘉义建立一个“青芝亭”，在亭里竖立一块碑纪念林森。在台湾，迄今仍有许多县市与乡镇还保留“林森路”或“林森街”之名。

林森也念念不忘第二故乡台湾，直到他临终之时，还特意嘱咐蒋介石等人：务必要光复台湾！

林森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是众望所归。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林森参加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因而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1927年6月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但是这时的林森，全身心地投入到总理埋葬事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埋头致力于修建南京中山陵。林森对中山陵的建设十分用心，倾注了满腔热情，从葬事的筹备，陵园的勘定，到工程图纸的审定，工程招标乃至工匠的确定，他都亲自一一过问，认真筹划，亲自落实。在当时大小军阀之间为了利益而进行混战之际，林森则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他在从事着似乎与战争状态、烽火岁月不相称的事情。

1931年3月2日，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要员。在此之前，林森为避开政治旋涡，飘然出国，到海外进行为期8个月的视察活动。因此他是在海外旅途中被选为立法院长的。他这次出国任务是视察党务、慰问侨胞、募捐等三项任务，走遍五大洲，历时8个月，于1931年10月中旬满载而归。

在这次海外旅行中，林森有3个月是在瑞士避暑度假的。当时他委托人在瑞士日内瓦租房，时间3个月，而且还规定了价钱，按他的要求要在当地租到房子是很不容易的。这位朋友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在日内瓦近郊外租到一个仅有两小间的农舍。林森来看后却非常满意，他与陈耀垣一起整理房子，洗涤衣物，烧饭做菜。由于那里只有西式餐具，而没有中国餐具，菜烧好了，却找不着筷子。朋友建议去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团那里，借一些中国餐具来，却被林森阻止了。他说：“这次顺道到瑞士度假，完全是一种私人行动，和公务无关，不要惊扰到公家机构，用具不妨将就一点。”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木头削成木条备作筷子之用。有时朋友来访，没有床睡，就和林森挤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清晨，客人醒来之时，林森已经烧好了稀饭，等着与他共进早餐。这段海外之行的小插曲足以说明林森公私分明、生性淡泊、安于清贫的品格。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之际，国民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胡汉民和汪精卫为了搞倒蒋介石，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据当事人陈铭枢回忆，当蒋介石下野时，曾意“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但陈向蒋推荐了林森：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建议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固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方所提出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过劝说，他答应了。

实际上当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先生。但蔡元培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蒋青睐的人选，而被粤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革命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国民党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淫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林森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他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1884年在台北电信局工作。1891年与邻村郑氏女结婚。1893年郑氏病故，誓不再娶（无子嗣）。1895年台湾被割让日本，参加抗日军，失败后回闽侯入母校英华书院任教。1898年再度赴台湾，加入兴中会。考取台南地区法院嘉义支部通译，联络岛上爱国志士，进行反清抗日活动。1899年因日本侦捕返回闽侯。1902年考入上海海关任职，组织旅沪福建学生会。1905年创办福州阅报社。1909年由上海调往江西省九江海关工作，设立当阳书报社宣传革命。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联络新军，为武装反清作准备。1911年10 月武昌起义后，23日九江响应起义，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1912年1月任南京国民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1913年4月出席北京第一届国会，被选为参议院议长。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议员离京南下。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2月赴日本。1914年离日本赴美洲，开展筹饷和党务活动，在此期间策划谋杀民国三大名记者之一的黄远生（后证明是误杀）。1916年6月袁世凯死，7月离美回国，8月任广州 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 部长，1918年10月被选举为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1921年1月任非常国会议长。1922年出任福建省 省长。1923年2月被召回任大本营建设部部长兼治河督办。10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

1924 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为西山会议派领袖之一。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被选为常委，多次被选为西山会议派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1926年元旦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受警告处分，会后不久赴南京主持中山陵建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被推为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8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 员，10月任国民政府 立法院副院长。1929年1月任国民政府任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1月21日任国民政府主席，2月赴菲、澳、美、英、德、法诸国慰问侨胞并视察党务。3月还在国外，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其为立法院院长。4月国民党中央4名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时虽在国外，也列名其中。6月蒋介石复任国民政府主席， 12月蒋介石下野，被推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确定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932年元旦就职。此后国民政府虽多次改组，都一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主持召开国难会议，强烈抗议日本承认“伪满洲国”。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常务监察委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明确表示 “讨伐令不可下”，力主和平解决，认为“张学良部队是爱国的”，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1月4日、2月18日以主席名义连下赦免令、复权令，但蒋介石拒不执行，反而长期幽禁张学良。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遂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 10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随只身入蜀。不久北平、南京相继成立伪政权，便发表严正声明，并发布明令通缉汉奸头目。1938年3月赴武汉主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救国纲领》。7月召开国民参政会致词，手书“抗战必胜”来激励全国军民。12月汪精卫叛逃投敌，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身份力主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明令通缉。1941年12月9日以国家元首名义，向德、意、日三国宣战。此后致力于废除美、英等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约签署，不胜欣喜，特邀宋庆龄、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合影。

1943年8月1日因车祸在重庆逝世，终年75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国葬。葬于重庆市歌乐山南麓“林园”内。中共中央致唁电说：“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

1979年，中共中央认为林森“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

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1868—1943），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县尚干凤港村。林森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林森虽身居一国之尊，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革命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革命贡献卓著。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在孙中山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共”转向反共，并因此获誉“反共先知先觉”。在抗战时期，林森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不遗余力宣传团结抗日。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国家和社会进步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蒋介石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蒋介石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与积极合作者，林森对孙一直是敬仰有加的。特别是在孙逝世后，他致力于为孙建造陵寝，树碑立传，并率先提出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动议，无疑对弘扬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和精神遗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但由于这种风格，也使林森倍受冷落，在他任“国府主席”时，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u2018虚位u2019，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u2018目中无主席u2019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林森去世时间较早，在抗战未结束即因突遇车祸而不幸身故；而且他身后无子女，唯一的养子在30年代即死去，因此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也不易查找。

林森给人们的形象是：一身长袍马褂，鹤发童颜，银须飘垂；一根手杖，一副眼镜，仪态端正，举止稳重。如果不是他胸披红绶带，佩一枚青天白日的徽章，人们是不会想到这么一位慈祥的老者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林森在衣着饮食方面都很朴素。他经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是一身布衣，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时常变化。在饮食方面，他也很简单，他喜欢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更是一切从简。据厨师诉苦说，每天只限买两角钱的肉。初到重庆，还可买得斤把。后来物价高涨，只能买得两个指头这么大的一块。你想，叫人怎样做菜呢？如果采购的人买回来的菜贵了，林森还要批评。

在住宿方面，林森也很简单，他喜欢清静、自然。据其下属、曾居国民党内要职的张群回忆描述：“其南京成贤街故居，十分狭窄。移驻洛阳期间，居处尤为简陋。迨抵重庆以后，初住李子灞，后住歌乐山林园，均只普通房屋。”这与一些国民党内高官住公馆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行方面，林森更是不讲究。他喜欢轻车简从，习惯独来独往，除司机外，平时不喜随带侍从。有一次，林森出席一个重要的集会，他的座车路经一个路口，因未悬通行证，前座没有随从，汽车又这么老旧，警卫人员就予拦阻，不许前进。这时林公把手杖伸出车外，轻轻向警卫人员身上一点。警卫这才警觉到车里坐的是谁，离开敬礼放行。他还经常随意停下车来，自己一个人走下车与旁边的人闲谈；有时一个人走在街头，与市民聊天，或者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拉话，了解民情民意，那些与他说过话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长须飘飘、衣着朴素的老人家就是国家元首。

有人这样描述过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时林森在街上与市民接触的情景：

那时洛阳市上，常见这位老人，长髯飘拂，御黑大氅，不带随从，散步街头，和民众商民随时接近，亲询民间疾苦。有一次，他亲赴商店购买汽油，跟商人论价还值。他说：“国府日常所付汽油价钱不少，所以顺便亲自向商家查询藉知究竟。”他有个同乡在河南大学任教，一日薄暮，有个长髯老人，入室呼名。恰巧这教授不在，家里人应见如仪。老人落坐小憩，临行留下名片说：“没有事，我散步过此，听说你们在这里，顺便瞧瞧”。这家人一看，赫然元首也，再想请他小坐奉茶时，他已悠然自去了。

林森作为国家元首，不仅具有亲民的作风，而且在遵守国家法律法纪方面也没有以元首自居，以势压人，越权办事。相反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人对他产生由衷的敬意。

有一次，林森的住宅进行翻修，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在翻修时没有及时领取房屋建筑执照。因为按照中华民国政府的规定，凡是修建房屋必须到所在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办理允可执照，方能进行施工。因此南京公务局办事人员也在未经查明主人是谁的情况下，就照一般通知寄发一封信，告知房屋主人。在信封上直接写了“林森”收。当时接收信函的国府文官处官员认为这样直呼其名，是对主席的“大不敬”，应当纠正。于是当即决定查询事实经过，并将情况通报公务局上级领导，要其亲自向林森主席致歉。作为主管官员宋希尚局长觉得自己应对此事负责，表示愿意去向林森主席道歉。

于是他诚惶诚恐来到主席官邸时，林森亲自迎接，并要人送来茶水招待，还没等宋开口，林森就先主动把自己改造房屋建筑的情形，简要作了说明，并为没有及时办理执照而有违规章制度，表示歉意。他说：“事前以为小小工程，不知道也要领建筑执照，致有违背规章，自当即日补办手续。”对于在信封上直呼自己名字一事，林森微微一笑道：“此小事也，余本为南京市民之一，应与一般市民受同等看待。”接着，又顺口说：“今后如为考虑到u2018主席u2019身份起见，遇到类似的事情，在通知上，不妨改写u2018子超u2019而不直书u2018林森u2019亦可。”最后，他还建议：“公务局公务太忙，为避免疏忽起见，似可在一般性通知信封上，预先印好u2018先生u2019或u2018女士u2019或u2018君u2019字样，这样不但可对受件人的尊敬亦省却书写人的时间与精力。”整个谈话过程，本来宋是来向主席道歉的，结果是堂堂国府主席向自己解释道歉，而且说话语气和蔼婉转，态度慈祥亲切，好像和家人闲谈一样，绝对没有官场上上级对待下级那种居高临下的霸道姿态，这使这位局长十分感动。作为一个国民党员，林森也经常参加党内活动，出席会议。由于他身兼数职，有时实在出席不了，他都“亲笔请假，决不疏忽，虽在严寒酷暑，无故绝不缺席，而每当会议散会之际，区分部书记未退出会场以前，（林森）主席决不先走。谦谦君子，其重法崇礼，有为常人所难能者。”正因为如此，在林森逝世时，当时国人均对他表示赞叹：“主席贵为元首，其衣其食其住其行，又仅与平民等，抑且亦较俭于平民，布袍大褂，安步当车，素食淡饭，陋室自居，此种精神岂一般平民所能及耶？”

“无为而治”的风格

林森的思想品格中，既有道家淡泊名利的一面，也有传统儒家积极明志的另一面。他登上国府主席的座位，并不是怀着君临天下的心情去争夺权位。因此，他的政治作风就带有很强的“无为而治”的色彩。本来1931年6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关于“国民政府主席”的内容规定“国府主席对内外代表国民政府；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如果按照此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是总揽政权、军权，位高权重的位置。但是，1931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也就是说，这样一来，林森出任的是明文规定没有实际权力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破天荒的。对于这样一个虚位，林森却能够安然处之，可见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与处世态度。

不少纪念文章都记载林森有“三好”和“三不”：即好佛、好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而素食。也许说明了林森在“无为而治”作风下对待生活的情怀。

由于是虚位元首，林森尽量恪守“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的明文规定。尽量不问细事，不干扰阁僚的工作。以致在他就任主席一个多月后，行政院的那些官员才记起来应该去参谒一下林主席；而林森得知汪精卫正率领全体阁员前来拜访时，他却有意回避了。对此，胡适于1934年评价说：“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u2018府院之争u2019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确实如此，在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由于蒋具有很强的政治欲望，他兼任着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是权倾天下的铁腕人物，但是由于其锋芒毕露，树敌太多，引起连年的军阀混战、派系纷争，搞得国无宁日、民怨沸腾，蒋介石本人也被迫两度下野。相比之下，林森的谦逊无为确实具有历史意义。

林森与蒋介石，在性格上一柔一刚，因此能够互相配合，长期共事而能安然无恙，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林森的通情达理。抗日战争时期，林森曾对蒋介石说：“你尽可以专心致志于抗建大计的部署，领导全面抗战的进行”；而融洽民情，鼓舞士气等内政可由他来做。林森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元首，在公开场合都把领导抗战的功劳归于蒋介石，从来不妨碍蒋介石行使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权，从而保证了他们之间长达十多年的合作，也使抗战期间最高领导层基本稳定团结。

林森在政治上不争权夺利、不逾矩，而且对待普通百姓也与世无争，与民无扰。在重庆期间，国府依山而建，“山上种有菜蔬杂粮等物，仍准农人出入府禁，按时耕作，所以与民无争。”

林森在官场不结党营私。对亲友之事、政事方面的请托，他都一律拒绝。对自己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唯一嗣子也不安排在身边工作，而是让他上抗战前线。遇有同乡来求职，宁可自己掏腰包予以资助，而不为之介绍工作。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不久，就对文官长魏怀提出要求：“我只要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对此，胡适评价说：“这是有意的无为。若没有这种有意的无为，单有一个恬退的主席，而难保他的属吏不兴风作浪、揽权干政，造成一个府院斗争的局面。”

林森之所以要有意无为，不仅是他的修养性格使然，也是有他的深谋远虑的。他曾对亲友说：“你要知道，我的地位，譬如神龛中的神主，受人敬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与家宅之安康；若一旦神主u2018显灵u2019，则举室彷徨，怪异百出。其所造成阢隍不安之现象，有非另灵异暂短时期所能补救。故神主千万不可u2018显灵u2019。”林森正是对自己的地位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所以能够既在庙里，却又能够尽量不“显灵”，以示超然处之。

?树立农村基础；养育民族健儿。

——题福建省闽侯县祥谦镇凤港学校

林森主张办学育人，不但思路清晰，而且富有远见卓识。坚信抓“教育大厦牢固先取决于基础”的理念，因此当年常对乡人解说“小学是基础，基础打不好，上进就困难”。凤港学校创办不久，他特意约请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将军为学校题词，手书“国民始基”，交托乡人以字模制成匾，悬挂在凤港小学礼堂，以唤起学子牢记学业的成就始于足下，迈好起步就要扎实努力。后来林森也在校门口撰题了这副楹联。这两处历史遗迹至今犹存。为了进一步激发家乡民众兴学发展的活力，林森还积极献策富有建设性、鼓励性教学管理智见。如提出：“要物色诚聘胜任的校长人选”；“学校务须设民主董事会”；“要求学生穿戴（发型一律去辫）及仪容统一规定”；“对学生全免勉赠文化课本，对家庭困难的子女，放宽可免穿履入学”等等。这在当时坚持办学教育的进步举措，具有其现实意义，起到促进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凤港小学这所始建于1913年，经历91个春秋的乡村小学，成为当地开展基础发展教育的摇篮，为国家和民族培育出不少的社会英才。林森的贡献功不可没。

与幽人语自生悟；得静者相能永年。

——题浙江省奉化县雪窦山雪窦寺图书馆

拼一死求众生，遗恨在重泉，碧草当春犹怒发；创共和推专制，丰功镌华表，黄花无恙许长开。

——题《黄花碧血集》（挽联集）

《黄花碧血集》是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挽联专集。

出处进退与任圣冥符，运会启风云，旷代勋华民族史；事业文章有姚江继武，桑梓崇俎豆，千秋祠宇括苍山。

——题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 诚意伯庙

后人为纪念一代伟人刘伯温，许多地方建造了刘文成公祠庙。据考查，共有16处，分别为武仪县俞源村刘伯温草堂、丽水（处州）富山刘文成公祠（抗日战争时期遭敌机炸毁仅存遗址）、青田县城刘文成公祠、青田县石门洞刘文成公祠、青田县林坑村刘文成公祠、瓯海区白水村刘文成公祠、乐清市白象镇大港村刘文成公祠 、瑞安市穗丰村刘基庙、瑞安市鲍田镇鲍六村刘基庙、瑞安市平阳坑刘文成公祠、苍南县莒溪镇刘文成公庙、平阳县宋桥镇刘文成公祠，文成县珊溪镇帝师祠、文成县李井村刘文成公祠、文成县大学镇石坟洋村刘文成公祠。这些祠庙先后大都列入县、市、省文物保护单位。南田诚意伯庙位于文成县南田镇新宅村华盖山南麓，敕建于明?天顺三年（1459年），清乾隆、道光、咸丰历经维修，现主体建筑仍保留明代形制和风格。占地面积近3000多平方米。庙前有“帝师”、“王佐”两座牌坊及照壁等。庙为保存完整的明代建筑。1980年全面维修。今刘基庙的灵位上摆放的“开国翊运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牌位保存完好，每逢祭祀奉之尊位配上刘基画像供裔孙叩拜，以表敬仰。

受氏姓周家，历秦汉晋唐以迄明清，看累代称帝称王庙祀几如林县远；

发祥由陶水，从鲁齐河洛迨迁闽越，溯上世自南自北族居传到干官兴。

——撰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陶江林氏总祠（专用祠联）林森撰挽联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

——1925年3月挽中国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

英名垂青史；楚地寄哀思。

——1940年5月挽国民革命军第36军军长姚纯

万里归来，精灵若接；百年论定，功烈在人。

——挽1916年5月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

上联“精灵”，谓灵魂。晋左太冲《吴都赋》：“舜焉游焉，没齿而忘归，精灵留其山阿，玩其奇丽也。”

云暗鲁天，魂归蜀道；忠昭党国，绩著旌旗。

——1938年5月挽国民革命军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第41军代理军长王铭章

（1）1938年5月9日，武汉各界组织了“王铭章上将治丧委员会”。王铭章之弟王少容赴汉口市商会参加治丧（因王铭章之子女当时均幼小，王道鸿13岁、王道义11岁、王道纲9岁、王道智7岁、王道忠不满1岁，不能到汉口），由王少容代表将军家属主持公祭典礼的答谢仪式。灵枢运抵武汉大智门车站时，武汉人民群众，万人空巷，前往迎灵，由当时湖北省主席及前国府中央各部院代表在车站举行隆重肃穆的迎灵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迎灵公祭。上联“云暗”，比喻抗日烽火弥漫山东上空。“鲁”，山东简称。“蜀道”，指四川新都。下联“昭”，谓彰明，显示。“党国”，指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合称。“著”，谓明显，显著。联语切事切地切人，言简而哀情深沉，评赞恰如其分。

?执干戈以卫邦家，拚取忠诚垂宇宙； 闻鼓鼙而思将帅，忍标遗像肃清高。

——1938年5月挽国民革命军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第41军代理军长王铭章

（2）贺赠林森联

开山开国志；树木树人心。

——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主任柯璜赠林森

柯璜（1878-1963），字定础，号乐天野人，浙江省黄岩县桐屿人。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历任山西大学美术教员、山西博物馆馆长、山西图书馆馆长、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主任等职。当代书法家、美术家、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柯璜颠沛流离到了陪都重庆后，孔祥熙为他安排了一栋别墅小洋楼。住了不久，柯璜便感到别扭，执意要搬出去。后来安排他住到歌乐山公寓，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做了邻居。柯璜和林森本来就是很要好的旧友，住到一起后就更加亲密，为林森别墅题写匾额“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歌乐于此”，题写撰赠了这副对联及松柏中堂画。林森把字画挂在客厅内。林森游览峨眉山后带回一支异形老藤手杖送给柯璜，并赠诗一首。同住歌乐山的还有冯玉祥、于佑任、臧克家等人，他们经常会聚在一志谈论抗战时局。柯璜在重庆生活无着，只得靠卖书画为生，有时朋友也接济一点，勉强维持清苦的生活，后来经济越来越困难，就搬到云顶寺内居住。林森、于右任等常来云顶寺，与柯璜一起在禅房里谈诗论画，挥毫泼墨；并与董必武、冯玉祥、马寅初、郭沫若等交往。柯璜在云顶寺著《历代权奸传》，鞭挞汪伪汉奸，并留下许多书法镌刻作品。林森去世后，柯璜为他操办丧事，张罗为林森塑立铜像，并亲自题写碑文。新中国成立后，是全国政协二、三届委员，政协山西省常委；还担任过山西省美协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1963年11月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寿85岁。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统战部，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以及李雪峰、王世英等都送了花圈。

继国父之受终民主，以令百揆；丧先生而筑室独居，亦逮三年。

——中国国民党元老吴敬恒挽林森 纪念、题咏、嵌典林森联

易君左闲话扬州，惹来扬州闲话，易君左矣；

国府 主席，何曾 主席 国府，林子超然。

——扬州三杰之一张丹斧以《闲话扬州》风波属对南京报纸征联

民国时名联。上联“易君左”，湖南省汉寿县人。民国作家，与郭沫若、郁达夫齐名。他写有《扬州闲话》一书，此文行文尖刻，佻薄扬州人，招来骂名，易君左很不服气，便在南京报刊上撰文争辩，名噪一时。因《闲话扬州》引起扬州人不满。下联“林子超”，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字子超。林森当了国府主席后，却无心政治，被称为“超然派”，成了蒋介石的一件“摆设”。世人对他不无讥讽，新闻界尤甚。而林森正是“超然”对待蒋介石，处事谨慎，鸦雀无声，才坐稳了国府主席的宝座。当时南京有家报纸当时公开出下联征对，然而该报既没有被“整顿”，也没有被“停刊”，因为林森主席对此不予置理，一笑而过。数天后，扬州三杰之一张丹斧以《闲话扬州》风波续出下联。此联对仗工整、贴切，语意深刻巧妙，一时传为趣谈，到处流传。

1931年12月宁粤纷争结束，国民党四次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表面上对林森很尊重，暗地里却处处进行制约，使林森无一点实权，无所作为。林森自此成了一个十足的傀儡主席，成了蒋介石的一件“摆设”。林森身居高位，深居简出，一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颇多怪癖。在国民党要员中，他是一位“元老”，又是一位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古怪老人。最令人费解的，还是林森鳏居独处的生活方式。他从年轻时起就独往独来，及至当了国府主席以后，仍然孤身一人。堂堂国府主席，不要说是娶一个夫人，就是娶三个、五个的，也没人敢怎么样。按理说，有个夫人在侧，平日生活上便可以有个照料，公开场合也可以做做门面。林森的周围人也曾为他张罗过，可他坚辞不允。对此许多人甚表纳罕，颇觉蹊跷，特别是国民党要员中那些妻妾成群的人，更感到难以理解。是林森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他不懂感情？当然都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其中的秘密被揭开了。这要从林森珍藏的一具白骨骷髅说起。林森向来喜爱收藏古董。他的住所里，到处摆设着各种古玩。闲暇之时，常常赏玩再三。在他收藏的众多古玩中，有一件林森极为珍视的东西：一具白骨骷髅。林森并将它摆在居室的显要处，十分刺目。据林森的随从讲，林森对这一具白骨骷髅珍爱异常，视同生命。常独自对其凝视良久，陷入深深的沉思。据说，有人偶然来到国府主席的住所，猛然间看到这个白骨骷髅，不禁毛骨悚然，骇然中诺诺而退，竟至惊悸数日。后来，又有人在国府主席的办公桌上看到过这具白骨骷髅。于是关于国府主席的传闻便纷纷扬扬，神秘中夹杂着恐怖。谜团越来越大，那些专事刨根究底的人，便四下打听，打听不出结果来。某日，一位稍懂一点解剖知识的人看到了这具骷髅，他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个女性的头骨。消息一经传出，闻者莫不张口结舌。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国府主席不近女色，何来女人骷髅头？既不近女色，要这女人骷髅头作什么？但是，林森毕竟是国府主席，当时即使是再好奇的人，也不敢、也不好意思向主席当面发问。爱刨根究底的好事之徒，于是把目标对准国府主席的身边人。

国府主席有个贴身随从朱某，跟随林森多年，对林森的生活隐秘了解较多。一天，朱某被熟人请到一座酒楼，宴席摆开后，朱某见在座各位均为挚友，顿时来了豪兴，一阵豪饮之后，朱某已有些微醉，乘着酒兴，众人便向他问起国府主席的白骨骷髅一事。朱某始不肯说，禁不住众友人的再三追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解开了谜团。据朱某讲，那具白骨骷髅，是国府主席表妹的遗骨。他带着酒意，断断续续地向众人叙述了国府主席青年时代的一段颇为沉重的罗曼史：福建一带的旧时风俗，小女婿大媳妇很普遍，男子娶妻时年龄一般都很小。林森也不例外。10 几岁还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时，便由家中长辈作主，迎娶比他年龄大的郑氏为妻。婚前他与郑氏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故婚后并无感情。而他对自己的表妹却十分倾慕，一往情深。他与表妹从小性格相投，处处以大哥哥的身份关心爱护着她。两人虽算不上青梅竹马，却心心相印。表妹从小受家庭熏陶，虽然没有进过洋学堂，却知书识礼。她自幼温柔幽娴，性格内向，对林森的爱始终是默默的、深沉的，于不声不响中蕴含着炽热的情感。她对林森的这种柔情密意，除了林森以外，谁也没有觉察。林森娶妻以后，表妹的这种默默的爱没有丝毫稍减。1893年林森的发妻郑氏突然患病，不久不治而亡。这时林森跟表妹的感情更加浓烈，难舍难分。正当他们热恋的时候，林森表妹的父母突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婚事是背着表妹悄悄进行的，等到表妹知道时，一切都已成定局，难以改变了。表妹对这门亲事竭力反对，拚死不从，然而木已成舟，她的反抗没有什么效果。在这紧要关头，她不顾众人议论和父母的阻拦，大胆地跑到林森的身边，向他表明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她恳求林森带她一同私奔，远赴重洋到国外谋生。满含热泪哭诉道：“哪怕过流浪生活，也决无怨言。”表妹的一片痴情，使林森激动万分。当得知表妹将要嫁给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时，内心十分痛苦。不能让表妹失望，可是又无法使表妹不失望。带着表妹一道私奔，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当时正好孙中山先生电邀他远赴他乡，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一想到革命刚刚开始，常年在外东奔西走，带着一个女人有诸多不便。再说当时的环境险恶，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苦思再三，终于没有答应表妹的恳求。就在表妹婚期到来之前，怀着痛苦与深深的负疚，离开了家乡。林森的离家出走，使他的表妹悲愤至极，她感到完全绝望了。眼见婚期一天天逼近。在一天凌晨，她躲开家人的注意，悄悄跑到树林里，吊死在一棵树上。林森在外得知表妹自杀的消息后，内心受到深深的和强烈的谴责。从那以后，发誓终生不再接近女性。

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蒋介石任国家主席遭到各派反对，被迫下野后就将国民政府主席改为虚职，不负实际责任，不兼其他职务，使五院独立负责。林森对此有清醒认识，曾说“我的地位相当于神龛中的神位，受人景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家宅之安康。若神主显灵，则反倒一室彷徨，怪异百出。国家主席是虚君地位，其意义在于垂拱而治，不该去管的就不要去管，让有办法的人放手去做嘛。”林森生性淡泊俭朴，不嗜烟酒，不近女色。他具有一个优良政治家所应拥有的品质：正直宽容，温和稳健，不徇私情。却无心政治，被称为“超然派”，他的官邸十分简陋，如同普通民居，甚至没有卫生设备。而因为房屋少，仅有的一个班警卫只能借住在邻居的空屋里。他因公外出时一般都是轻车简从，而私行则多是独自一人。

林森当了国府主席后，成了蒋介石的一件“摆设”，世人对他不无讥讽，新闻界尤甚。对待蒋介石，处事谨慎，鸦雀无声，才坐稳了国府主席的宝座。林森严格约束自己和手下，如洛阳警备司令陈继承来拜访，他拒绝接见说：“以后武官直接去见蒋，文官去见汪，不必到我这里来啦。”一个熟人找林森要个职务，林森说：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林森对手下的要求是：不发表意见，不参加宴会，不写条子。一次，他的秘书想要到一个政府的重要宴会上开开眼界，被他呵斥：当好你的秘书就行了，认识那些要人干什么？林森平易近人，南京浮桥如意里2号是他的公馆，从住处到国民政府不足一华里，林森一向步行，身着长袍马褂，布鞋布袜，持手杖，附近的居民都认得他。除了浮桥的公馆外，林森在南京最著名的住处就是桂林石屋。这栋别墅建在中山陵以东，灵谷以西的高阜上，因周围遍种桂花而得名，在这种地方盖别墅，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蒋介石当初盖小红山官邸，也是打报告，费了不少周折的；林主席可以例外，他不犯嫌，连蒋介石也不会去说他。

林森曾经弹劾过蒋介石，林森对蒋的态度是配合而不迎合，礼貌而不恭敬。一次，散步的林森遇到了戒备森严簇拥而来的蒋介石。林森即在道旁的小庙赏玩古董，并不迎接或避让，直到蒋介石走来致意“主席好”。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返回南京，众人争相向蒋介石致意，林森则站在一边。蒋介石看到后，上前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对秘书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他这是做给人看的。可见林森对蒋仍存芥蒂。抗战后，林森迁至重庆，见到蒋介石的别墅如世外桃源，赞叹不已。蒋介石就将别墅赠给林森，称为“林园”。晚年林森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寄情花草，古玩。他虽然喜欢古玩，却舍不得花许多钱去买，他一般出的价位都在三五元上下，从不出高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上千件藏品字画编号，放到一家古玩店抽签拍卖，本来这些古董字画不值什么钱（而且有许多赝品），但由于是林故主席遗物，盖有“青芝老人鉴赏”朱印，这批大多是赝品的字画身价顿升，不到三天，所有藏品即被抢购一空，共卖得银元近万元。而所得之款全部捐献给了福建闽侯（林森故乡）中学作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深造。

林森自从他的表妹为他殉情以后，他便开始信奉佛教。他信佛的方式与众不同。林森的族侄兼秘书林履明回忆说：“林森是信佛的，但他并不注重形式。我在数十年中，经常去他寓所，从未见到那焚香拜佛，倒是常见他闭目养神，一如老僧入定那样，口中念念有词，却从未听到他出声念佛，也没有见到他讲论佛道。他在庐山避暑，住在一幢普通的房子内，屋内苍蝇甚多，他总是手持蝇拍，一拍一拍地打死许多苍蝇。我想他肯定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否则岂能轻易杀生。”可见，林森信佛的目的仅是为了减轻内心的负罪感，排解心灵的苦痛与孤寂。1943年5月12日林森从林园坐车进城，去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呈递国书。途中与一辆美国卡车相撞，林森受伤，被送进医院后始终昏迷下醒，1943年8月1日，林森带着对表妹的思念与负疚，在重庆一所医院里去世，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林森无子女，养子在抗战中牺牲。生前孑然一身，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死后亦无人为其披麻戴孝，颇为凄凉，国民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国葬，安葬于重庆歌乐山双河桥的陵园内。由于林森一贯主张抗日，所以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尊敬，中共中央致唁电说：“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并举行了公祭。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林园，早上起来散步时巧遇同样出来散步的蒋介石，蒋介石领毛泽东参观了林森墓，毛泽东对林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林森在入川前对财产作了处理：古董文物赠给博物馆，字画、书籍送给图书馆，存款50万元捐作奖学金，6万元赠义子邓亚槐、嗣孙林涛、林平。治丧委员会清点财产，发现值钱的东西所剩无几，最终确定将三样东西作为随葬品。第1样东西是一双绣花鞋。林森夫人早亡，终生未续，每晚就寝前，把亡妻的一双绣花鞋放枕边，伴他睡眠。第2样东西是一根手杖。他喜欢策杖在山间行走，手杖的顶端有一圆球，球上刻有“曾伴我游五大洲”七个字。第3样东西是一卷佛经。福州有座青芝寺，林森返乡食宿均在寺内，自号“青芝老人”。这卷佛经就是从青芝寺请回。林森墓位于林森官邸右前方，为圆柱形土石墓冢。坐北向南，墓直径13.4米，高3.2米，占地面积976平方米，墓冢弧形转角左右各18级，四周有圆形石栏杆，高80厘米，宽30厘米。墓冢前有扇形墓碑，上有国民党党徽。正中楷体阳刻“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之墓”，系国民党元老居正题书。左书“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立”。墓碑宽2.86米，高3.68米，座长3.28米宽0.7米，高0.48米，碑后墓志文第系叶楚伧撰文、吴春晖篆书。前有一石质长方形祭台，祭台长3.34、宽0.64米、高0.79米，前为长方形石坝，长28.2米宽22.65米，石坝前有中央回纹、云雷纹。左右各42级梯形踏道，整座墓青松环绕，常年有海内外游客前来瞻仰凭吊。

　　据说林森死后，发生了一场争当孝子的闹剧。林森没有后代，无人披麻戴孝，总不像样，于是就叫与林森血缘较近的一个堂侄女充当孝子。谁知，葬礼还未举行，忽然又冒出一个人要当林森的孝子。此人是浙江省寿昌县县长，叫林希岳，自称是林森主席的侄儿，特地请了假，由浙江赶到重庆去奔丧。当时林森已死，无人有闲功夫来考证他的家谱，多一个人热闹一点，也就认帐了。国民党政府还特地派专机到浙江去接。哪知林希岳到重庆后，林森的侄女说不认识这位哥哥，还拿出家谱证明，林森家族中没有林希岳这个人。这一下闹僵了，林希岳后来改口说他是林森的义子，义子也应该当孝子。林森已死，谁能证明他不是林森的义子？于是治丧委员会含含糊糊地都给他们当了孝子。林希岳原想乘这个机会活动个一官半职的，哪知西洋镜被戳穿，白当了三个月的孝子，坐木炭汽车颠回浙江去了。

　　林森题写了重庆大学大门（A区），作为重庆大学标志性建筑至今仍被保留。同时林森题写了瓷器口“小重庆”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