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生在清明的80后诗人，作品并无确定的风格，时而古典与温婉，时而混乱和暴虐。入选过《中国当代诗歌选本》、《长安大歌》、《流放地年刊》等诗歌刊物，在港台和内地获过一些诗歌奖项，热爱诗歌，也热爱电影。曾在“顾城之城”、“流放地”等诗歌网站开设专栏。写诗数年后转入影视行业，新的身份是电影编剧和动漫导演。

理性和混乱，一个矛盾的聚合体。 　　

喜好一切与智慧相关的事物和人。

小时候崇拜杨振宁、纳什等科学领域的人杰，讨厌中学时自己的化学老师，崇拜大学时的教授刘卫平。 　　

不喜海带，喜紫菜。 　　

不喜食鱼，喜食虾。 　　

喜欢思考，也喜欢一片空白的大脑。 　　

追求事业和爱情，也热爱金钱和美女。 　　 

　　《美丽的山茶花》[3] 　　

《御街行·思旧》 　　

繁花十里长桥畔, 寒烟落,柳声浅。闲来倚水作长歌,笔下三分河汉。灯残漏寂,痴情难料,一枕黄粱短。

挥别数载无重见, 旧梦了,人离散。当年歧路未折枝,空有佳句千 卷。长安酒巷,忽逢微雨,莫笑愁肠断。 　　

《静止，并且内视——小语境诗观》 　　

       我的诗歌起源于蒙昧和混沌，时至今日，它依然蒙昧和混沌着。 　　

       诗歌在大部分人眼里，它只不过是一个屠龙之技。饥不可食，寒不能衣，无甚大用。这个年代依旧写诗的人，可能都是心智不太健全，或者是过于完善。很不幸，我属于前者，因为我总是处在蒙昧和混沌中。 　　

       有相当多的时候，我的蒙昧和混沌是对康德所说的“彼岸性”的迷恋，诗歌写作，是以天性修养，世界观为基础，以“爱”和“畏惧”为最终缘由的。“爱”指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怀，更是人与世界，个体与环境之间依存的融洽，这也包含着悲悯。至于“畏惧”，它包含个体的和公共的，个体自不必说，而公共的，我曾经以为它应具有群体性认同，比如面对宇宙的无限和神秘，谦恭如里尔克或狂妄如维特根斯坦都会产生畏惧。但如今我不再自信。 　　

       艾略特认为，诗歌，特别是20世纪的诗歌，不可能简单明了。在《诗的用途与批评的用途》(1933年)中，艾略特说难懂 (在阅读某些诗时是)由于作者省略了读者习惯于寻找的某些东西而造成的，因此，读者便感到困惑不解，四处搜寻诗中略去的东西 。到了21世纪，我想单单是晦涩的话，已无法解决诗歌创作时的问题。如果还要交流，诗歌写作中，可以尝试建立多重含义，给他人一些习惯于寻找的东西，但同时表达和这些东西不太相同的本意——这需要更小的语境。 　　

      如今诗歌其实已经和读者没有太大的关联，虽然仍有人在写也有人在读，然而 “读者”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不可捉摸的一个词汇，大家都讲求个性讲求自我，一个读者心里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首诗，只要能让一个读者满意，它就是成功的。传媒都讲“窄播化”了，诗人再也写不了“伟大的、集体的”诗，诗人不用讲究“收视率”，你也讲不了。没有诗人能代表这个时代，但“诗人”的队伍却越来越“丰富”。一切都是快餐，各领风骚三两天。保不齐谁娱乐别的娱乐腻歪了就来娱乐一下诗歌。这是人家的自由。 　　

       这是时代造成的，你玩不过时代。既然照着读者的喜恶去写是如此的不靠谱，干脆就不去凑热闹，写自己的，一切野心都收敛起来，建立更小的语境，如同第六代导演一样，大家都是小人物，即使迷茫，即使蒙昧或混沌，也坦诚地面对，用不着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动不动就举着“手术刀”剖开民族和历史的肚子并且给芸芸众生指条明路。对于垂死的诗歌而言，没有“外科医生”是悲哀的，但人人都打扮成外科医生的样子举起手术刀，那才是莫大的灾难，倒不如让它安乐死，别折腾了。 　　

       在更小的语境里，可以将诗歌创作加入指向性，比如写给什么样的人，或写给什么样的自己。在“接受者”明确的情况下，诗歌就有了另一种写法。总有些词汇是在写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有特殊含义的，由此建立一套独有的语言符码，只在写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构建的语境里，“接受者”独享破译方法。而从文本的表象来看它又是另外的含义，一首诗实则承载多种意义。 　　

       当然这也是玩火自fen，这样的诗歌除了“接受者”之外，他人所有的读解都是误读。 　　

       但这样的误读，是由写作者主动制造的，是可操控的。而“接受者”与写作者之间的对话完全从文本表象抽离出来，在独有的语境和语言符码里，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与外部世界相对静止，井水不犯河水。读解的过程是内视，并不向外窥探，不与太多的事情发生关联。 　　

       静止并且内视，正是为了体味蒙昧和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