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清代文学家。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因以十幸名斋，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乾隆五十年乙巳十月七日（1785年11月8日）诞生于安徽桐城县城内北后街祖宅内。从祖姚鼐，为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姚莹从小好学，对书无所不窥，往往“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次年招入粤督百龄幕府，当时海寇骚扰，日事招讨，因而得知海上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县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无论贫富，秉公断狱，漳人大悦，被誉称“闽吏第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玛兰通判。在任期间，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政声震一时。后来，因龙溪别案，受害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与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等相交游，讲究经世之学，关注国计民生，时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间，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当时，道光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升为高邮州知州，未赴任便调署淮南盐监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次年授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姚莹上任台湾道之后，治绩颇佳。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他奉命严加镇守台湾。次年1841年8月，英船纳尔不达号攻击基隆，1842年1月英船阿恩号侵袭台湾大安港，均被姚莹所击沉，该战役通称大安之役（台湾通史）。该役，英军除多人阵亡外，并约有150名印度人，30名英国人被俘虏。同年5月，他奉清廷命令，除了含船长的9名英国军官之外，其餘119名俘虏均予斩杀（其餘病死监狱）。两个月后，於鸦片战争战败的清朝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英国为此向清朝追究斩俘之罪。隔年1843年，姚莹遂被清朝北京政府以「妄杀」被劾逮问，并将其流放四川。1845年他在对西康、西藏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康輶纪行》，该书介绍了英法俄印历史地理情况，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姚莹因病回籍。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文宗即位，姚莹再次被起用，任湖北武昌盐法道，升广西按察使，署湖南按察使。咸丰三年（1853年）卒於任内。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所谓"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复陆次山论文书》）。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方东树《石甫文钞题辞》）。又“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语）。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

      姚莹赞许汉乐府民歌“皆人情天籁，无假修饰，最有兴观群怨之旨”(《谣变序》),以"风之过箫"(《后湘诗集自叙》)自喻己诗。他的诗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姚莹宗法桐城派文论，偏好散文，长于议论，指陈时事，慷慨深切；记叙文、传记文，叙事清楚，感情丰富。主张文章必须“明道”、“言事”、“文与实俱茂”，被称为桐城派八大家之一。他崇尚程朱理学。但其“耽性理,兼怀济世”（《论心罪檄文》），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陆以□说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冷庐杂识》卷三）。著有《东溟文集》、《东溟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輶纪行》等，其著作辑为《中复堂全集》13 种98卷。其中《寸阴丛录》、《东溟文集》等著作，均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重，有感而发，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天文、地理诸方面，博而不杂，中心突出，笃实有力，文采斐然，足称“载道”之文。文中所表达的政治见解，皆有独到之处，表现出“义有所不安，命有所当受”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献身国家民族的可贵品质。

 指挥若定，力撑台湾危局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无论在武器装备和整体作战能力上均是如此。所以姚莹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战略。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坚壁清野，撤往内山的做法，而是坚持大小口兼顾，以大口为主的原则。另一方面，“以夷炮猛烈”，故“不与海上争锋”，而是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待到其登岸以后再利用险要的地形进行伏击，因此在几次战斗中，均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英国军舰进入鸡笼港，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参将邱镇功督率军队，以大炮轰击英国军舰，将其桅杆打断，英军被迫撤退，慌乱之中撞上了礁石，船被撞破，英军纷纷落水，邱镇功诸人率军分路追杀，取得了胜利。这一战计斩英军32人，俘获133人，大炮10门，以及图册等物。同年九月初五，又有英军三桅船1艘，在鸡笼口外停泊，初挂红旗，继换白旗，并放舢板船入口，声言要索回以前被俘获的英军，每名愿付银洋100元。见到岸上没有回应，于9月13日闯入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大炮齐发，同时在三沙湾强行登陆。守军迅速发炮轰击打死英军2名，其余英军见岸上戒备森严，不敢再继续进攻，仓皇而退。

　　英国两次失利后，于道光二十二（1842）年正月二十六日派军舰3艘到台湾外洋“见机行事”。30日，有一艘英国军舰“随带夹板船4只”，准备在大安港进入口门，护北路副将邱镇功、北路营游击安定邦等人前往堵御。英军见防守严密，于是退往外洋。此时守军雇募的渔夫周梓，以土音向英舰上的汉奸打招呼，将他们诱入土地公港搁浅，然后岸上大炮齐发，将英舰击破。此次计俘获英军49人，汉奸5人，取得了比较大的胜利。随后英军又于二三月间，派船只到台湾，不过没有直接进攻，只在外洋窥探。台湾守军严加防范，英舰见无机可乘，始行退去。台湾保卫战以中国军民的胜利告终。这也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唯一胜利。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个奇迹。姚莹以实际行动维护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尊严，在中国近代反抗外敌入侵史上写下了光照千古的辉煌篇章，并将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

因功罹祸，不改赤子之心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u2018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u2019。”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经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姚莹所处的时代，正是旧中国走向衰落的年代，西方列强争相侵略、欺凌和压迫中国。1840年－1842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战争，即鸦片战争。姚莹出任台湾兵备道正值这个期间，大环境是相当不利的。而姚能紧紧依靠当地军民，起而英勇奋战，并取得了抗击英军的重大胜利，实在难能可贵。这是姚莹守土保民、爱国爱台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不屈不挠的民族正气的体现。姚莹不过是中国政府无数守土保台官吏中的一个。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为了保卫台湾和发展台湾，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台湾与大陆，血脉相连，祸福相连，“爱台湾”和“爱祖国”从来就是统一和一致的，这在姚莹身上有完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