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卫

　　（英文：David Tool，花名：老杜）

　　生于 1942 年（69岁）从 2001 年8 月 28 日在北京市居住起，他自愿担任纠正公共场所错误英文的工作，如在北京各旅游景点、街道、博物馆等纠正英文的错误表述，亦有为其他行政区做类似的工作。因为他尽心尽力纠正错误英文而在北京市享负盛名，被北京人喻为“英文警察”。虽然他在美国长大，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尽管腔调不太准）。

　　杜大卫，曾任美国陆军上校、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在 1991 至 1993 年间，他在兰州大学任教；2001 年起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贸学院任教，目前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学院的外籍教师。杜大卫自2002 年起积极走访街头寻找错误英文并告诉负责人要求修改（详细请参阅下文）。他受中国多个政府外事办公室、旅游、文物机构邀请参与北京市以及全国其他省地的双语标识、景点解说牌纠错规范活动并出谋献策，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得到各级组织好评，为建设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语言环境做出了突出贡献。

　　杜大卫与东方文化结缘始于1966 年。当时只有24岁的他作为美军的一名士兵参加了越战。他身处越南时对当地的佛龛、服装、语言、草药、民俗产生深厚兴趣。那时他萌生出战后学习越南文化的念头。在 1967 年他获休假，从战场回美国途经香港时，偶然间见到以工笔画图的春夏秋冬四扇屏，其技法工整细致令他当下购买并托运回国。这是他首次接触中华文化。他回美国后，原想在南加州大学攻读越南文化，然而他的愿望未能实现。那时有人点拨他，东亚文化包括越南文化都源于中国，受中华文化影响很大。所以他改为修读中国地理，主攻黄河。基于他执着于要学习最传统的中华文化的愿望，他选择学习繁体字，他现己能顺畅无阻地阅读中文。他当上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后，教授的科目就是中国文化地理。他特别强调，他学的是繁体字（因为相对于简化字，繁体字才是中国文化的精粹）。

长城友谊奖　　2006 年 1 月 12 日，北京市向杜大卫颁发 2005 年度“长城友谊奖”以表扬他为“北京市经济发展及社会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奖状原文：为感谢您对我市建设事业的的热情支持和在友好合作中所做出的贡献，特授予您长城友谊奖）。2006 北京十大志愿者　　2007 年 3 月 28 日，杜大卫在二十一世纪剧院举行的“微笑北京、志愿奥运、共创和谐 ─ 2006 北京十大志愿者颁奖典礼”成为首个外国人获选的十大志愿者。

　　杜大卫深爱中华文化在他的家居布置可见一斑。屋内家私都是模仿中国古代的，当然不少都是只为好看而并非太实用。他的房门上悬挂着一个脸谱，客厅墙壁上悬挂着在香港买的春夏秋冬四扇屏（有包青天、关羽塑像和戏曲演员头饰），屋内亦见到他亲手写的繁体字-(“欢迎”)-字眼。他在家中、出外也爱穿唐装，所以在衣柜里都放满它们。他爱看中国文学，书架上就有放上不少有著名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版，比如《论语》等。书房亦分别放有安装中文和英文系统的电脑。

　　杜大卫解释为：“愿意做点有意义的事”。

缘由

　　说到杜大卫为北京市纠正错误英文的贡献，就一定要从他一次看京剧经历说起。

　　在他来到北京一个多半月后（即 10 月的某天），爱看京剧的他在长安大戏院看《大闹天宫》。其中有不少外国观众在台下发出一阵阵的窃笑声，但中国观众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可能还误以为外国也要像北京一样要建设文明社会）。当然这并非外国人无教养，而是缘于该戏院的英文译文错漏百出。例如当孙悟空站在云斗飞出场时，字幕竟把“祥云”（Clouds）译成“土块”（Clods）。他认为这误译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不尊重，以致这一字母之差造成羞人的笑话。鉴于他常常听见游人在赞叹中国文化深厚，却慨叹中国标识多翻出现误译。当晚杜大卫马上致信予中国文化部，恳请文化部让他为北京市公共场所、名胜古迹译文纠错和翻译戏词。他在信中陈词：“英语标识的目的，是为外国人服务，服务的目的，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而目前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则使服务对象本末倒置了。”对目前一些公共场所无英文标识缺憾，杜大卫尽己所能弥补。随着奥运会的临近，纠错的意义已越发明显。

佚事

　　杜大卫自 2002 年起进入每一家公共场所，寻找并查看英文标识已成习惯。如发现错误，他会立即通知老板，说：“这样的牌子好改”，并叮嘱尽早更正。他认为“不好改的是刻进大理石的标识”（例如：故宫的英文解说），因为时间和金钱上可真花费不少。更正错误的英文要换过一块大理石并重新刻上译文。为免浪费建筑材料，因此他要求自己的校译“错误为零”。

　　2002 年初，“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成立。组委会聘请杜大卫做顾问，杜大卫欣然接受。让组委会感动的是，市郊一些博物馆及遗址，杜大卫皆自费租车前往。

纠正任务

　　修改交通标识错误和街头寻找错误标识。比如地铁的终点站土桥，其标识为 Tu Qiao the train，杜大卫认为译成 the line 更准确。他解释：“土桥是这条线的终点，而非车的终点”。其他例子如不要疲劳驾驶“Don’t Drive Tiredly”改成美国用法“Don’t Drive When Tired”；保护环境从我做起“Protect circumstance begin with me”改成“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begins with me”。

　　校译景点景区的译文。他校译了抗日战争雕塑园解说词，司马台长城导游词，锦绣大地农业观光园展板、燕京八景介绍等。

　　为使中国人通过正宗英语了解世界，外国人通过地道英语了解中国，杜大卫在教学之余做了很多推广英文的工作，也就可以说是志愿为中国和外国搭起一座桥。正如他所言：“我帮中国人的忙，也帮外国人的忙”。

　　比如杜大卫认识几个英语说得很不俗的老人，他们希望做奥运会志愿者，但恐怕那时学生的机会比他们多。于是建议他们担任两个能够学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职务：① 去博物馆当讲解员满足外国游客求知欲望；② 在旅游景点、商业区身佩“Ask Me”（问我）绣带，为外国人排忧解难。两个想法皆缘于杜大卫自身经历 --- 身着唐装的杜大卫每逢外出，十有八九会被手执地图东张西望，呈现一副焦急状的外国人拦住：“Can you help me？”（你可以帮助我吗？）自 2004 年起，“Ask Me”计划开始，两个做法都获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接纳并全力支持。“Ask Me”计划至今己培训了数千人，将在 2008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挥最大作用，解答外国人的疑问。现时则在北京旅游热点担当义务翻译员。来自北京不同辖区的老人会穿不同颜色的工作服，比如来自朝阳区的 Jason 伯伯就穿红色服。北京希望届时有 500 万人能说简单英文欢迎语迎接外宾，这计划正全力协助北京政府达成此愿望。

　　1991 - 1993年间，杜大卫参观兰州一些博物馆时发现内里没有英文译文。他遂提出义务撰写解说词，但因为馆负责人认为“不需要”杜大卫指可能较少外国人参观因而被拒，但他仍以多种管道尝试告知中国人“外国人特别爱去博物馆，他们了解任何国家的途径一般都从博物馆开始，而中国博物馆没有得到中国人的虔诚对待。”杜大卫对中国文化的虔诚态度在此可见一斑 --- 若在博物馆遇导游在用英语解说，他会习惯性地静听一会，然后趋前直言：“你说的是很好的英语，但不是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英语，这句话应该这么说…”他认为博物馆中常见标识如“The glorious tradition and outstanding wisdom of the Chinese masses”（辉煌的历史和中国人高超的智慧）对外国人来讲是多余的，因为这句描述远不及文物自己“沈默地说话”高层次。

　　杜大卫还带多名外国人光顾“神奇”之地 --- 盲人按摩所。该地的专业术语、穴位图谱及价目等，外国人有强烈求知欲，杜大卫于是对老板亦提出“我要帮你一个忙”。

　　杜大卫友人笑说“改错上瘾”的杜大卫“爱之深，改之切”。

　　2001 年至今义务为北京英文标识纠错参与制定的“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北京标准”己发布。

　　自愿协助把北京市政府中文官方网站翻译成英文官方网站的内容

　　在 2002 年初成立的“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给予的推广英文任务：

　　2003 年年初，杜大卫完成校译长达 600 页的《北京市道路交通，园林及景区文字资料汇编》。

　　编撰 40 家大型博物馆及 40 家二线场馆解说词，如古崖居博物馆、燕都遗址、焦庄户遗址、上宅文化博物馆等。

　　杜大卫举起一瓶番茄酱要求学生“请你告诉我关于它的 25 个资讯”，当然学生未能达标。所以，他的教学尽力弥补中国教育缺陷导致上述能力的不足。

　　虽然他教授的是国际经济贸易，但授课中亦会顺带普及中国传统文化。读过两遍《红楼梦》的杜大卫曾问学生“你看过《红楼梦》吗？”答：“看过”。“书还是电视剧？”学生老实承认“是电视剧”。杜大卫要求“那请你读读原着”。

　　一次，京剧团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出《三岔口》。杜大卫要求所有学生（200 多个）去看。他严肃阐明其理由“这是我考试内容”。最后四分之一学生从此被戏散吸引，又说“没想到这么好看”。

       6年前，来自美国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杜大卫（Ｄａｖｉｄ Ｔｏｏｌ）教授，观看了一场京剧表演，当时，蹩脚的字幕翻译让现场的外国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深受触动的杜大卫于是提笔给中国文化部写了一封信，表示可以义务为名胜古迹撰写水平更高的英文导读。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他被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聘为“专家顾问”，帮助纠正公共场所的英文标识。每周末，他穿梭于北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名人故居，而这也让一向不喜欢马的他，喜欢上了徐悲鸿画的马。

　　1月31日，在徐悲鸿纪念馆，记者见到了这位身着唐装、白发苍苍的外国人，他指着柜台顶上的一副五马齐聚的中国画很是兴奋：“Ｏｈ Ｉｔ＇ｓ ｈｅｒｅ（啊，它在这儿！）”，令周围的中国人频频侧目。

　　杜大卫对徐悲鸿纪念馆情有独钟，先后到此不少于8次。这里的工作人员对他都很熟悉，亲切地称他“老杜”。

　　老杜为徐悲鸿纪念馆的英文介绍纠错时，看到这幅作品，大为惊喜：“这幅画竟然和我美国家里挂着的一模一样！”

　　徐悲鸿的画在美国很受欢迎，老杜的岳父就是其中的一个爱好者。因为他爱马，老杜曾经送了一幅徐悲鸿名作《群奔》的临摩画给岳父。没想到几年后，老杜竟然在纪念馆里见到了原作。

　　刚开始，老杜带朋友也带家人去参观，只是告诉他们，他有徐悲鸿的“作品”。渐渐地，他开始欣赏徐悲鸿的画了。他喜欢那幅《漓江春雨》的山水画，说和自己印象中的桂林味道一样。他还喜欢驻足于一幅雄鹰展翅的国画前，因为它令自己想起还是美国陆军上校时肩上的鹰形徽章。

　　不过，老杜说，他依然不喜欢马，但是他喜欢徐悲鸿画的马。他的作品融合了中西方的艺术，“在我眼中，每匹马的形态就像中国书法那样耐人寻味，同时又具有西方古典主义的坚实造型和浪漫主义的强烈运动感。”

　　在欣赏徐悲鸿的画同时，老杜也开始去了解这位有“中国近代绘画之父”美誉的画家一生为艺术作出的贡献。

　　“每当我站在那些画的前面时，就会感到淡淡的悲伤和惋惜，即使我和徐悲鸿从未谋面。”老杜说这番话时不似平日那样神采飞扬，“徐悲鸿从素描、国画、油画到书法，无不精通，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产。感谢他的妻子廖静文50多年来一直为他守护着这座纪念馆。”老杜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很欣赏徐悲鸿，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还因为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挖掘和培养年轻人的教育事业上。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重要。”老杜的妻子是一位音乐老师，在这一点上引起了她的共鸣。尽管长年居住在美国，但自从参观了徐悲鸿纪念馆，她久久难以忘怀。

　　接触中国文化愈久，老杜愈叹服其博大精深。“我之所以经常来纪念馆，是因为我急于把徐悲鸿介绍给我的家人、朋友，让他们看看一位中国的艺术家如何架起东西方之间的友谊桥梁。”

       作为2006年北京十大志愿者，在京的近8年时间里，杜大卫除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还义务担当起为北京市道路交通、景区景点、商业服务、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的英文改错工作。进入奥运年，杜大卫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志愿服务岗位上，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社区居民普及英语

　　像往常一样，昨天下午还不到两点，身着唐装、西裤的杜大卫就出现在团结湖街道的学习室里，这里已经聚集了将近20名社区退休干部。不到上课时间，杜大卫便坐在了教室的第一排，没等坐稳，几个学员就围了上来，把一份印有中英文名称翻译的表格交给了他。“JiuLongBeanRestaurantu2018LongBeanu2019是什么意思？外国人很容易误解。”杜大卫很快发现了问题，“就改成JiuLongRestaurant。”

　　上课时间到了，杜大卫精神抖擞地走上讲台，开始进行他事先准备的内容。从北京奥运会场馆名称、比赛项目名称，到宗教、天气用语，杜大卫都会在课上一一涉及，并亲自与学员一对一地进行对话，学员发音不准时，他也会停下来认真地纠正。“当外国人问起天气的时候，首先要告诉他们是晴天还是下雨。”针对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杜大卫总是站在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给学员们进行讲解。

　　“这里的老年人学外语很积极，而且一些人已经说得很好了。”杜大卫说，他是从2006年开始教这里的老年人说英语的，已经坚持了近两年，“团结湖社区从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就开始自发组织学英语了，他们现在完全可以流利地与外国人交流。”除了团结湖社区，杜大卫每周末还会去麦子店教那里的居民说英语。

　　“北京奥运会的语言环境是历届奥运会以来最好的。”杜大卫说，很少有哪个主办国会将诸如指示牌、菜谱等翻译成外语，北京做到了，因此他也要尽力为创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做出贡献。

　　■关心北京的无障碍设施

　　“我非常关心无障碍设施，现在北京做得还不够。北京奥运会之后紧接着就是残奥会，它体现了社会是不是对残疾人充满人文关怀。”杜大卫十分关心北京无障碍设施的建立，他说这是生活中残疾人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但目前北京的情况是，无论饭馆、饭店还是公园等公共场所，能考虑到残疾人需要的少之又少，“不过我相信情况会越来越好的，北京的一些奥运场馆和公园都已经有所改进。”

　　杜大卫曾经让自己的学生对北京的300多个宾馆的无障碍设施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果并不让人乐观：190个宾馆居然一点无障碍设施都没有。此外，他还让自己的学生坐着轮椅去北京各地转、拍照，他能够说出什么地方已经改建、哪里还是老样子。综合调查结果，杜大卫专门设计了为残疾人服务的网站，现在正在进行改版升级，内容包括北京奥运会场馆、大型商场、车站等。残疾人进入网站后，用鼠标点击自己要去的目的地，电脑上就会自动弹出该场所的无障碍设施信息，比如有多少轮椅、有多少直梯、直梯的位置在哪儿等等。

　　“我觉得做无障碍设施绝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商家也有责任。”他说，外国有很多残疾人希望到中国旅行，可他们到亚洲旅行一般都选泰国，就是因为泰国的无障碍设施比较完善。

　　■成为奥运会城市志愿者

　　去年，杜大卫报名了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又开始积极地投身于奥运会的志愿服务中。“我虽然已经66岁了，但我仍然希望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是其中之一。”春节、五一、十一志愿服务周期间，在奥运城市志愿服务站点上都能看到杜大卫的身影。

　　今年3月中旬，宣武团区委率先推出了两个“双语城市志愿服务站点”，位于外宾较多的和平门和老舍茶馆，站点的志愿者们将它们命名为“风采大栅栏”和“五环茗香”。想好了响亮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着实让志愿者们犯了难，怎么翻译才能既准确，又能表现站点特色和站点文化呢？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杜大卫。询问了站点中文名称的来历，杜大卫又根据自己对北京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快就起好了英文名：“ElegantDaShiu2019rLan”和“ExquisiteFive-RingTea”。“这样翻译很好地体现了站点特色。”杜大卫对自己的翻译非常自信，“奥运会期间，这些站点就是宣传中国文化的窗口，志愿者就是宣传使者。”

　　除了自己参加志愿服务，杜大卫还希望北京的老年人也都参与进来。“奥运会的志愿者中一定不能缺少老年人的身影，因为他们了解城市的历史，他们本身就是历史，阅历和经历都不是年轻人所能比拟的。”于是杜大卫向有关部门提交了“askme”（问我）计划，倡议在奥运会时让老年志愿者戴上“askme”的标志，在一些繁华的场所、社区、博物馆做志愿向导和讲解员。

　　现在，杜大卫每周都会为近100名奥运会城市志愿者义务培训英语。“我希望他们在奥运会之后仍然能够坚持从事志愿服务。奥运会只是一个契机，奥运结束后应该把这些好的东西继续保持和推行下去！”